1969年8月9日，已經懷孕八個半月的26歲女星沙朗・蒂，不斷向闖入家中的兇徒懇求：「求求你們別殺我。我只想要我的孩子。」但接下來卻是曼森的「信徒」拿刀朝她肚子連刺了16刀，並用毛巾蘸了她的血在她家大門口寫了大大的「PIG」。
十五年之後，朵莉絲・蒂坐在殺害她女兒的嫌犯對面，以證詞駁回了他假釋的申請。
她質問「曼森家族」的大總管查爾斯・華森：「當我女兒懇求饒她一命時，請問你可曾存一分慈悲？」「什麼時候我可以假釋？你能告訴我嗎？你得到假釋能讓那七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起死回生嗎？」
這是加州司法史上的重大的時刻。不只是因為失去愛女的朵莉絲多聲色俱厲的證詞動人心弦，同時也因為這代表的是加州史上，第一個受害人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
曼森家族的領導人查爾斯・曼森星期天已經在獄中死亡。人們或許會記得他操縱蠱惑人心的手段、他的反社會人格、以及與他為惡的能力。不過，如果要說他給社會任何正面效益，或許是在他之後，為保障受害人權益在法律上的改進。由於莎朗・蒂母親，以及隨後她的妹妹們的努力，受害人的聲音在美國司法制度下能更具有份量，讓曼森家族所有涉案嫌犯，至今沒有一人准許假釋出獄。
朵莉絲的協助推動下，加州在1982年通過了受害人權利法案，讓受害人提出所受影響陳述，以此向法官說明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或其家庭所造成的影響，以供法官量刑時考慮。根據美國的全國犯罪受害人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網站說法，受害人影響陳述「往往是受害者參與刑事法律程序或是面對傷害他們的嫌犯的唯一機會」。如今全美國五十個州都允許受害人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在特定法律程序中進行陳述。
朵莉絲並不是天生的社會運動家。在她女兒被殘忍殺害之後的十多年，她一直處在深切悲痛的情緒中。直到她得知曼森家族的一名涉案嫌犯萊絲莉・范・胡登在獄中收集了900份簽名聯署，希望獲得假釋，她才決定公開站出來。她與國家詢問報合作，印發連署書請人們簽名並郵寄。她總共收集到35萬份反對胡登假釋的連署。
朵莉絲・蒂日後成立了「受害人平權聯盟」，從此致力為受害人爭取權益。在她1982年以68歲過世前，老布希總統公開表彰她的貢獻，形容她是他的「一千個光點」（thousand points of light，老布希鼓勵民眾發揮志工精神的計畫）之一。
沙朗・蒂和其他受害者無辜被殺害，是我永遠難以理解的事。. . .但是如果我的工作能幫助沙朗從被謀殺的受害人，變成受害人權利的象徵，我想我的目標就算達到了。
沙朗蒂六個月大，就是德州小寶寶選美冠軍（Miss Tiny Tot of Texas）。似乎從此她就是美貌的代名詞。由於父親的軍職身分，她在少女時代曾經以泳裝出現在軍方雜誌《星條旗》的封面。成為演員之後，儘管參演的電影評價不佳，影評們還是會驚艷於她在片中出眾的造型，很快躋身好萊塢明星之列。
在拍攝嘲諷喜劇《天師捉妖》時，她遇到了導演波蘭斯基。兩人於1968年1月結婚，年底發現懷孕之後，開始找尋大一點的房子，最後搬進了10050 Cielo Drive的房子。
曼森與波蘭斯基或莎朗蒂並無淵源。但是這房子原本的屋主是唱片製作人梅爾乍爾（Terry Melcher），他曾經拒絕為曼森出唱片，曼森並因此暴怒。
曼森在殺人案前一天，指示查爾斯・華森找幾名隨眾們，「到泰瑞梅爾乍爾以前的房子，殺死裡面所有人。」華森帶了三名女子一起執行任務，他們用極殘忍的手段殺了莎朗蒂與屋中其他四人。波蘭斯基本人當時正好外出逃過一劫。隔天晚上，曼森家族又殺害了另一對富商夫妻。
連續謀殺案爆發之後，讓好萊塢大為震動，許多明星火速搬家，比佛利山的一家運動器材店，據稱在兩天之內賣出了200支槍械。
負責「曼森家族」案件的檢察官布格里歐希形容，「曼森是個邪惡、狡猾的騙子，有著扭曲的道德觀。今天，在他死亡的日子，真正應該追悼和紀念的是曼森的受害者。」
洛杉磯副地區檢察官協會的推特帳號引述Bugliosi檢察官的說法，形容獄中死亡德曼森邪惡、狡詐，有著扭曲的道德觀。
如今，莎朗蒂的妹妹黛博拉接續了為受害者爭取權利的工作。今年初，黛博拉在參加了曼森家族其中一名嫌犯Krenwinkel的第十四次假釋聽證之後，投書《洛杉磯時報》解釋為何她反對兇嫌假釋。
她說：「查查看反社會人格（sociopath）這個字，你會發現這種病無法治療：沒有藥物，沒有療法可以解除這個病症。」
參考資料：
Brutally killed by Charles Manson's followers, Sharon Tate became the face of victims' rights（Washington Post）
Charles Manson dies at 83; wild-eyed leader of a murderous crew（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