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

夢其實有其獨特的邏輯與語言，夢的事件與事件之間彼此有著隱微的關聯和互動的線索，而林區的電影，就像是將夢境從夢的宇宙召喚出來的過程。

無論是愛或夢想，她們永遠有彼此無法觸及的部分，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在各式各樣自閉症的相關書籍中，總會看到「外星人」這個譬喻反覆出現。但這不妨礙她們試著彼此接近與理解。

對賽勒斯來說，解開臉盲之謎的過程，是一趟尋找自己、進而尋找父母的旅程，或者應該說，解釋臉盲，就是解釋自己人生的過程。

除了發作之外的時間，他們其實與常人無異，但那不定時出現，突如其來的幾十秒或幾分鐘，卻讓他們在精神上與實質上都形同被自己的症狀給困住了。他們無法自己開車、難以遠行、不適合獨居，或因頻繁發作而失去學位、工作甚至伴侶。

康納曼與特沃斯基對心理學的貢獻，不只在於他們所發展出的認知理論，他們獨特的互動模式，也讓我們對人類情感的多元樣貌有更多的理解。這兩人的心靈對話，體現了人類智性延展與加乘的最大可能性，這不是用學術研究「共同作者」可以輕易解釋的關係。

失智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到了最後，記憶之湖不只什麼也打撈不出，那心智的主人甚至會連打撈這件事也不復記憶。這是何以阿茲海默症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如此具威脅性的殺手，也是何以有那麼多虛構和非虛構的作品，試圖描繪旁觀甚至親身經歷這段逐漸失去自我的過程所帶來的衝擊。

裴瑞．貝爾德故事的起點，那絕望的開端，發生在1944年。儘管已經20世紀，但當時對精神病患所進行的各種醫療「處置」，不只令人震驚，甚至可能會懷疑自己是否在閱讀中世紀的酷刑紀錄。

羅森漢恩的假病患實驗，當然可以帶領我們進一步檢視與討論許多知名心理學實驗背後的研究倫理，但我認為它對於非相關領域的讀者而言，亦可帶來重要的啟發——重點不在於它呈現出精神疾病的診斷何其容易踏入誤區，而是去看見環境脈絡與身分標籤會如何影響我們對他人的判斷——當你身在精神病院之中，就算你原本看起來「不像患者」，那「不像」的部分最後也會成為你的「症狀」。

我們的生命選擇，與過往的幽魂息息相關。這或許也是何以這部作品能兼容各種不同研究立場的緣故，因為科爾-亞當斯很清楚，每個人的選擇和態度，都是殘存地形的引導與力量，每種立場與決定各有前因，病人與醫師、研究者與受試者，隨時可能身分互換，清醒與麻醉，更非涇渭分明。

拉爾森透過一個個或有名或無名的頭顱群像，讓我們一窺已成為無生命之物的頭顱，如何承載著人對於生命、人格、意識與情感的看法及想像。頭顱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是文明、科學、戰爭、信仰與藝術的歷史。

如果我們的大腦是一座圖書館，我們該如何將知識與經歷分門別類？如果情感和記憶是資料庫，我們又該如何從中辨認出那獨一無二的「心靈檔案」？

宇宙的運作如此紛繁難解，擺盪在奧義與毫無意義之間，在崇高與微不足道之間，該如何解釋這一切、看待這一切？對此，迪勒的態度可說執著與豁達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