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認識一位跟我同年，卻比我晚考入大學，在美國唸完大學本科畢業後，回來韓國工作的報社同業，已完全適應美式自由風格的他，回到韓國，面對人們相處的方式，頗不習慣，這幾天又去台灣出了趟差，採訪IT產業相關的新聞，不過兩三天的行程，讓他大開眼界。
「啊，因為都是在東洋圈，原本以為台灣會跟韓國差不多的，沒想到台灣人也沒在計較年齡，都能很輕鬆地相處談話，下對上也很輕鬆。反而是我稱呼新認識的友人『哥哥』(韓文發音為「兄」)，還讓對方頗不習慣呢。」同業韓先生說道。
這位韓先生頗羨慕台灣如同美國一樣自由，不分階級的互動，讓很多想法和心情都能無阻礙地被分享出來；但一回到韓國，就得畢恭畢敬地應對長輩和上級，讓人覺得壓迫和疲倦。
在韓國階級分明的環境中，通常做為長輩者得擔負照顧後輩的責任，就如同我一開始在韓國跑新聞時，最年輕的男性韓國同業是1985年生，大出我5歲，周遭的友人年齡也都是如此。作為老么，只要喊聲「兄」、吃飯時做勢為他們倒個酒(雖然也沒強制)，這些人自然而然把你照顧得服服貼貼。
但對一般本地人來說，就不是那麼簡單，下對上通常都是畢恭畢敬，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很多遵循和禮讓的「規矩」要盡到，很多事情無法直言批評，若運氣不好，遇到權威的上司後前輩，連異見都難以表達，長期下來，就會讓人覺得壓迫和疲憊。
和韓先生聊天時，提到同家報社的副總編輯、時常在政論節目擔任來賓的金前輩，我說曾在報社附近的餐廳跟他吃飯與喝過酒，只要金前輩要上節目討論台灣問題時，都會打電話跟我確認資料；一聽到這，韓先生驚訝說道：「真羨慕你，他是大我幾十年、又很有名的前輩，不是我們新進職員能說見就見的。」
基本上這番話語又凸顯出另一個問題，階級的區分，到後來讓人和人之間產生距離；而溝通都要一層層上達，否則很可能被視為逾越分際，如果社會各領域都處於這種階級地位分明的環境中，基層的民意能順利被反映出來嗎？而民主制度能夠被落實與良好發展嗎？
每當處理韓國政治新聞，不時會在媒體中看到「OO黨黨魁召集黨內召集O選議員會晤，共商大事」、「黨內多位O選議員表示，若不這麼做，黨可能陷入危機」。「O選」代表當選或連任次數，比如說某位議員連任3次，就可以稱作「3選議員」，某議員做過4屆，就叫「4選議員」。
在台灣，我們對立委或縣市議員，只有在選舉報票時，才會提到連莊次數，但在韓國，連任或當選次數越多的議員，黨內地位和講話份量也越大，同樣是經由選民投出來的議員，不去計較問政表現，而只看當選次數來賦予地位，這不僅詭異，也有違民主價值。
記得剛定居韓國，開始跑新聞沒幾天，和一位電視台記者崔先生吃飯時，他請我介紹台灣教育人士採訪，我說我正好有位很熟的朋友在教育團體任職，在該領域工作超過30年，會是不錯的受訪對象。
當一聽到我說出「工作超過30年後」，這位記者不解地問道：「這樣他年紀是不是比楊記者大很多啊？」我則回答：「當然，他大我了快40歲呢。」
這時，他皺著眉頭小心翼翼地向我詢問：「喔…為何這樣的人能成為楊記者的朋友呢？」
起先我還以為是不是因介紹的人年紀太大，讓這位崔先生感到負擔，覺得採訪時會有壓力，後來我才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是：「憑甚麼這麼大的人，能夠成為你的朋友。」而這樣的感覺，讓人並不是很舒服。
幾天前，同樣狀況再度上演。一位晚我兩年入行的報社記者K弟弟，要請我推薦介紹台灣的傳播學者給他訪問。我開了名單給他，隨後指名某大學教授是好朋友，她也很關心韓國媒體議題，可以受訪。
得知這位教授跟我相差20多歲後，K弟弟也起疑心地向我問道：「為何比楊記者年齡大這麼多，您還可以跟她成為朋友呢？」
有了上次經驗，這回我有點不快地回應：「為何年齡相差很多，就不能當朋友呢？你倒是跟我說說原因啊！」
被我這麼一問，K弟弟當場頓住，講不出話來，隨後摸著頭說：「嗯…好像也沒有什麼理由呢…」隨後，我接著逼問：「如果沒理由，而人們不能平等相處，還要用年齡來決定能不能當朋友，那是不是代表你們韓國人有問題？」聽到這裡，K弟弟既慌張又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平等」是民主自由的基石，唯有人們放下身段，才能無阻礙地對話，進而理解不同立場，然後去學著包容不同意見，弱勢族群才能被發現並受到關懷，而社會的多元性才能被保護。
但長幼、階級與次序已成韓國人的日常，要見的人還得以職位等級來判別，連「朋友」都要以年齡來區分，連最基本的「平等」價值都得不到伸張，我很難相信展開對話與消弭世代矛盾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展開，更遑論民主與正義能得到伸張，這是民主化已步入30載的韓國，當今需要重新反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