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澤東辭世之後，華國鋒打著毛澤東死前說過「你辦事我放心」一句話當成遺命取得接班的正當性，在過度時期出現短暫集體領導，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集體決策。隔年8月召開十一大，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的堅持下被迫讓步，以考量派系平衡，讓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常委。
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 ，成功擊潰華國鋒的「 兩個凡是 」，取得黨的主導權，試著摸著石頭過河，宣示將黨和國家的重心轉到經濟建設。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成功逼退華國鋒，並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總結毛澤東的功過，並定調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首次為中共意識形態的變動進行準備。
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幕致詞，鄧小平為了重新鞏固中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提出「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概念，把馬克思普遍真理與中國的現況結合起來，決定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俗稱改革開放。中共十三大趙紫陽工作報告堅持「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進行計劃經濟價軌的工作，直到1989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進入是否要繼續走改革開放道路的爭辯。
天安門事件後，老左派認為抓到機會藉機可以反撲。1990年二月左派的當時中宣部長王忍之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是推動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動社會主義的改革？開始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直到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強調中國的改革若不走搞市場經濟，只有死路一條。
鄧小平提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達生產力…」
這段論述基本上說明了所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立場與概念，打破了 「姓社姓資 」的爭辯議題，也成為中共之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根據。此外，鄧小平也指出：「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縱以觀之，鄧小平「南巡講話」著重於打破姓「社」姓「資」的爭辯迷思，希望透過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號召，重新開啟追求高速經濟發展的改革開放；「南巡講話」亦可視為是鄧小平對於「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的定調，自此之後，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路線已經完全確定。
由鄧小平出面平息這場爭論姓社或姓資的爭論，讓江澤民上台後有利在1992年十四大工作報告中高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再一次意識形態的轉變，確定持續走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些改革前的問題，積累至今，如戶籍制度，也有一些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問題，如農民工、經濟問題，土地承租年限、產權物權等，習近平上任以來，除弊重於興利，而興利的前提如何改善目前的問題，恐怕才是當務之急，尤其社會詬病與沈痾，才能消弭與日俱增社會對立的矛盾，這些矛盾與發展的不平衡，習近平在十九大工作報告均有提出。
中國過去用成長取代分配，用成長壓抑矛盾，也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支撐，但當成長遲緩或放慢時，蟄伏的意識形態蠢蠢欲動，尤其是老左派不斷提出批判，要解決這些矛盾，到底是引進更多市場力量？還是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習近平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下進行再一次轉變？
鄧小平南巡時曾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這句話至今仍適用。
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礙，是中共領導人慣用的手段，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常用「斑馬與馬」的故事來詮釋：有一座村莊用馬當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很懶、效率很低，村長看到隔壁村的斑馬很有衝勁，想把馬換成斑馬，大部分村民卻因為習慣與感情因素而反對。
晚上村長就偷偷在馬上塗上幾道白漆，第2天村民發現馬怎麼變成斑馬，就跑去質疑村長。村長說沒有換斑馬，只是塗上顏色而已，村民一看還是原來的馬，日子久了也習慣這些畫上斑馬線的馬。村長找到機會就把假斑馬換成真的斑馬，有一天村民發現他們的馬被換成斑馬，但因為斑馬比馬更能幹活，大家也就接受這個轉變。
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江澤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馬刷上斑馬線再換斑馬的手法是否依然有效？老馬能玩出新把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是點出問題，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既然畫出新時代的這一條線就是有效區隔過去改革開放以來的舊時代，新時代是否可以拋開舊包袱？大刀闊斧的改革？恐怕才是後續要觀察的重點。
本文作者為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執行長、著有《中共百年看習近平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