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認為在六四歷經三十年之後，吳禹論在《最後的秘密》的文章顯得格外有價值。因為他整理了許多新的材料，嘗試回答一些根本問題。吳禹論在書中的文章標題「黨是如何決定對人民開槍？」在他眼中，六四的屠殺是一連串錯誤讓原本可控制的局勢逐漸發展失控的結果。不過吳禹論也認為，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支持強硬的手段，這並不是一場意外，而是出自信念採取的行動。
在示威活動一開始時，趙紫陽認為不該鎮壓追悼胡耀邦的民眾。不過鄧小平顯然對示威持續感到不耐煩。他在趙紫陽4月23日出訪北韓一個星期的國是訪問之後，決意推動強硬路線。趙紫陽在出訪之前明確指示國務院總理李鵬要遵照他的溫和路線。根據吳禹論引述李鵬的日記內容，李鵬也同意了，但是他也寫到另一個資深領導「鼓勵」他去見鄧小平。
李鵬是否見了鄧小平無法確定，不過他顯然知道鄧小平想用強硬的做法。李鵬的日記證實他在4月24日召開了會議，把趙紫陽的親信排除在外。這些領導指示《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一個措詞嚴厲的社論，譴責示威是一場「騷動」。
眾所週知的是這個社論引發了大反彈，隔日天安門廣場出現了超過五十萬群眾聚集，吳禹論形容這是前所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出現」的事件。在共產黨統治下，第一次有民眾大規模聚表達對領袖的反對意見。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在4月30日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已拒絕見他。5月2日，當時極具公信力的香港明報報導了趙紫陽即將下台的消息。
鄧小平沒有立即採取行動的原因是俄羅斯的領導人戈巴契夫即將到北京，修復中俄兩國長期不睦的關係。這是鄧小平鞏固自己歷史地位的機會，因此他要等到與戈巴契夫會面之後再行動。這兩個星期之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持續擴大。在戈巴契夫5月16日轉往上海訪問的隔天，鄧小平召開會議授權使用武力。軍隊進北京城已經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張彥說，閱讀這些資料讓人不禁感嘆共黨權力結構如此脆弱。在1989年，通貨膨脹、官僚腐敗、以及生活水準低落讓民眾普遍不滿，而共產黨內部則分裂為改革派和強硬派。最終種種的事件總加在一起，導致了這場大屠殺。因為對中共而言，對權力鬆手就等於失去權力。
參考資料：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hina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