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後的秘密》所提供的開會檔案可以清楚看到，沒有人站出來為趙紫陽說話。連趙紫陽原本的人馬也在懇求原諒，對自己的前老闆提出批判。
例如身為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胡啟立，承認自己和趙紫陽一樣反對解嚴，因為他擔心引兵入城對付大規模的示威可能帶來災難。不過胡啟立在會議上只能低頭認錯：
「現在，通過學習小平同志6月9日的重要講話，對照自己當時的思想，深感自己的認識差距很大。我對這場動亂的性質、原因、鬥爭的嚴重性認識不清，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 . . 這表明我的政治水平很低，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頭腦不清楚，沒有經受住考驗。」
張彥說，基本上，胡啟立的辯解並非沒有道理。他雖然有理，但他必須認錯，這是中共權力機制上的弔詭。
胡啟立再也沒有回到政治局常委的身分，不過他的自我貶抑保障了他在九零年代繼續擔任部長等職位，並安度他的退休生涯。
至於保守的強硬鷹派，則利用這個機會在會議上對改革派提出批判。80歲的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對趙紫陽改革國營企業、支持私有化的政策表示反對。軍方出身，81歲王震則批評趙紫陽意識形態不夠堅定，把中國帶往與西方合流。
張彥說，這些聲明反映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騷動，也解釋了趙紫陽下台的部份原因。一方面，鄧小平用趙紫陽來推動改革，但是趙紫陽被鄧小平較保守的政敵們嚴密監看著。另一方面，趙紫陽的垮台顯示了共黨內部反動派對經改帶來的社會衝擊感到不安。直到今天，類似矛盾依舊存在，中國全力推動經濟的自由化，但習近平仍須推行舊式的共黨意識形態。在《最後的秘密》序文中，黎安友點出了問題所在：
「中國越是透過科技現代化和參與全球經濟以追求權力和繁榮，學生、知識分子和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就越不願意被強制去遵循五零年代那一套意識形態。」
張彥也提到，在六四之後的這些幹部的聲明，說明了共黨在危機之後如何貫徹意識形態控制。第一步是先找出代罪羔羊（趙紫陽），接下來每個人都必須承認自己的錯誤，熱切表達悔悟的決心，並信任黨的寬大慈悲，這基本上是很令人尷尬的諂媚求饒，也難怪這些文件必須列為最高機密。
張彥說，這一套整肅和卑躬屈膝的認錯，說明中共黨內並沒有真正的規則、或是內部的民主機制。當權者一人的決定，就決定了黨的運作方向。一旦決定有所改變，每個人都必須證明自己願意亦步亦趨遵循新政策。
這說明了中共的權力轉移和控制極粗糙，也成了體制先天不穩定的因素。當毛澤東在五零年代開始採取激進的政策，許多黨內高層突然發現自己站錯邊、跟錯了隊，被整肅、入獄、甚至丟了性命。但是取代這些人的，特別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所謂的四人幫，不久之後也成了代罪羔羊，在毛澤東死後隨即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十年之後，當鄧小平對開明派的總書記胡耀邦失去信心，整個過程又重複了一次。胡耀邦在會議上公開認錯下台。兩年之後，又輪到趙紫陽認罪。
這樣的體制，需要一個強人領導。在八〇年代這個強人是鄧小平。不過他選擇由趙紫陽這類的代理人間接領導。這讓他在情況對己不利時可以隨時陣前換將。但是這樣做等於是嘲諷黨本身的程序。胡耀邦和趙紫陽被罷黜，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錯事，或是因為違犯任何黨內的規定，而只是因為鄧小平有了麻煩。
鄧小平也明白體制的嚴重缺陷。六四之後他很快把權力交給了江澤民。不過直到他1997年過世為止，鄧小平仍是幕後不容忽視的存在。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也同樣相對弱勢。
張彥認為，他們兩人各自在兩個任期之後下台，被過早誤解為中共制度化的政權移交。如今回頭來看，實際上更像是黨缺少「核心」的過渡時期。唯有習近平上台後，才重新掌控了黨的核心。於是，習近平上台後隨即開始兩個標誌性的政策：對共黨高層展開整肅（名之為反貪腐）以及廢除任期限制。
參考資料：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hina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