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人物避免影射
至於李金生，林慶祥說這人物融合很多由黑漂白的政治人物，又不像鄭太吉、粘仲仁這些人，「我不想影射人，就要想出他的特色——奸詐，而且容易得意忘形。」於是我們看到李金生成為議員，幫國民黨在市議會「打天下」，有權有錢，最後還是落馬被整肅。然而李金生的下場，不是正義使然，「我沒想要告訴讀者什麼是正義。」林慶祥說。
《焰口》如果讀來令人喪氣，一方面或因如此，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暗示在那個時代，我們都只能成為灰色的人。小說後半，貓捉老鼠遊戲即將結束，回首兄弟情誼，敢衝敢拚的警察與八面玲瓏的角頭，也有相對無言的時刻。林慶祥說，海明威有本小說叫《勝利者一無所獲》，《焰口》就是如此，「好像做了很多選擇，但其實都不是自己的選擇。」
相較於《刑警教父》是林慶祥把十多年記者經歷發為小說，反映跑警察線所見所聞，《焰口》則是想像加工居多。林慶祥說很多內容都是約老警察好友，喝幾杯問到的，「寫《刑警教父》沒有大綱，且戰且走，所以寫得很痛苦，寫《焰口》 之前便有前半大綱，腦中構思的會比在寫的多一兩步。」
與警察相混多年，林慶祥看起來海派，隨便一掐就是有頭有尾的地方警察故事。其實他大學就得過文學獎，退伍後在《台灣日報》當記者10多年，一度轉任高雄新聞局機要祕書，2011年才回歸媒體圈，幾經輾轉，後到鏡週刊社會組擔任資深記者。
既有文學夢，又是現役記者，怎樣邊跑新聞邊寫作？林慶祥說他以10天為單位，每10天寫5千字，就這樣花了1年寫了20萬字。「現在有即時新聞，還要弄影音，工作量越來越大，找時間寫東西很難。」不過也是有從酒店回來，突然文思泉湧時，「酒沒喝幾口，小說倒是想到很多，」林慶祥曾從2點寫到早上7點，寫了5千多字。
在新聞看似貶值的今天，問他寫小說還是寫報導有成就感？林慶祥沒有猶豫太久說，「兩個都有，前提是那個報導是你想做的。」只是寫報導要動起來追，還可能跟丟或沒下文，不像小說，想寫的永遠在腦中。
經整肅才能清明
從《刑警教父》到《焰口》，黑白兩道一樣黑，不過林慶祥卻在序中引用2017年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的感覺」全國民調，其中對警察好感度高達74％，是所有政府官員裡好感最高的。
林慶祥說道理很簡單，因為只有警界經過一次次清洗淘汰。1996年台北警界爆發「周人蔘案」，眾多高階警官被辦；此前台中發生同樣是電玩弊案的第4第5分局案，80多名員警遭起訴；2001年高雄「儂儂案」多達34名警察、官員涉包庇色情遭起訴判刑；2010年翁奇楠命案暴露台中警紀問題。此外，刑事訴訟法修改，改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警察得出庭作證，也讓警察辦法手法「不得不」清明。
因此，林慶祥說，「當檢察官、法官與調查局被整理一輪，這國家才能真正行政中立。」至於什麼時候才能發生？「再政黨輪替兩次，互相清洗之後。因為很多我們看到的政治進步其實來自權力的恐怖平衡。」一如《焰口》揭示的，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需求。如何達到？各憑本事。
跑警察線那麼多年，是不是改變了他對正義的想法？「我看見底層結構的因素，很多時候人不是壞，是窮。」這結構不只是犯罪人口，也包括警察。我想起著名警察小說家麥伊・荷瓦兒、培爾・法勒寫的《大笑的警察》稱「警察是一種必要之惡。」
小說透過一位清白的警察說道：「每個人，就連職業犯罪都知道，他們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幫上忙的情況之中。當夜賊半夜醒來，聽見地下室有怪聲音的時候，他該怎麼辦？當然是打電話叫警察，但只有這種情況不出現，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擾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安的時候，都會有恐懼或輕蔑的反應。」
當他的同仁說：「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是必要之惡，那不就完了？」清白的警察回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一種自相矛盾的事實。做警察的人需要頂尖的智慧和出眾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質；然而實際上，這個職業完全無法吸引擁有以上條件的人。」
所以許多時候警察不是染黑，只是回到了他最初的樣子，是怎樣條件的人。林慶祥說，「好警察只是心有忌憚。」 寫在1968年的《大笑的警察》於是有了來自林慶祥的呵呵笑聲回音。《焰口》寫一個島嶼的年代，餓的祭典，飽嘗了一切的食傷。輸家一無所有，贏的人卻一無所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