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創立下流老人這個詞彙的是日本社會工作者藤田孝典。他在日本埼玉縣經營了一個援助生活窮困者的非營利組織，他發現日本近年來出現越來越多貧窮而受苦的高齡者，他們收入極低；沒有足夠存款，甚至完全沒有存款；身邊也沒有可以依賴的人。
他們的樣貌可能是這樣的：沒辦法正常吃三餐，經常以泡麵跟泡飯果腹，到超市也只能買廉價的小菜跟食物；因為生活困苦而順手牽羊；付不出醫藥費，無法就醫，只能買成藥吃（台灣因為有健保，這點可能不太一樣）；還有無人照顧，孤獨邁向死亡的老人等等。
郭志祥看到台灣的下流老人的面貌又是如何呢？
台灣底層老人的處境
在上一集，我們曾經談過住在八里工寮，去年過世的臨時工人謝先生。他代表的是台灣某些底層工人的縮影，年輕時，是台灣營建業景氣很好的時候，工作多，收入也不錯，但是隨著景氣下滑，工作變少，他們的收入也越來越少。他們很多又沒有結婚，或是離婚，孤身一人，像謝先生最後就只能住在簡陋的工寮，有工作才去做。
當他們身體硬朗時，獨居生活也許還能隨心所欲，然而一旦經濟拮据，或者突然受傷、生病等變故來襲，就非得仰賴他人，否則生活就陷入困境。像謝先生，同事還會關心他，但是能幫助的也有限，謝先生後來病倒，連到醫院就醫都有問題，一直拖到最後不得已被送醫院，也沒人照顧；死在醫院時，身邊完全沒有人可以幫忙，社工才聯絡郭志祥來幫忙處理後事。
還有六十歲，獨居，罹患鼻咽癌四期的阿玲，她早已寫下遺囑，日後要將後事交託給善願協會處理。幾個月前某天，郭志祥要來問她，之後後事要怎麼處裡的問題。我跟著郭志祥來到松山一間老公寓的頂樓，那是阿玲租的房子，連日下雨，陽台有些積水，狹小簡陋的一間小套房裡，除了一張雙人床，被生活用品堆滿，東西雖顯得擁擠，但是阿玲打掃很乾淨。
阿玲長得很高大，剪了一個學生頭，除了因為開刀拿掉腫瘤，讓她說起話來不太清楚，她外表看起來一點都不像病人。只有細談，你才會發現，她身體其實非常虛弱，手術也傷了她的鼻腔、喉嚨跟聲帶。我看她房間桌上，擺滿著一個個裝著清水的鍋子跟鋼杯，桌子放不下還放到地下。我問她為什麼要放那麼多鍋子跟水？她才說，因為她現在只能吃流質的食物，而且喉嚨常常很乾，需要喝水，所以她都把水煮起來放著，隨時要喝可以喝。
房間只剩一個小小的空間，郭志祥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他站著問坐在床邊的阿玲，「之後遺體火化後，要怎麼處理？現在有植葬，善願協會有有人捐免費的塔位，可以送妳一個。」郭志祥說起送塔位，好像送件衣服那麼簡單。
阿玲穿插著國台語說道：「阿嘸親人，燒燒噎，用樹葬就好。」郭志祥說：「這樣是比較環保啦，可是我建議妳還是放塔位，因為如果有一天，妳的小孩想要找妳，至少還有個塔位可以找到妳。」
阿玲嘆口氣，她的孩子早已不知去向。她年輕時，離過二次婚，但是每次離開夫家，夫家都要她留下孩子，她想回家看小孩，也被婆婆阻止。她只知道後來有兩個孩子被前夫送養，最後她跟孩子就失聯了。
阿玲真的很自卑。她說從小由外婆帶大，外婆根本不理她，她因而很少開口說話，走路頭都低低的，不敢看人，直到長大出來工作，有公司主管建議她，應該要抬頭挺胸，她走路才不再只看地上。
阿玲早年當女工，後來當清潔工，身體不好後，越來越無力工作，就靠著微薄的老人津貼和勞保金過生活。阿玲沒有什麼朋友，就是幾個工作上的老同事，怕旁人不了解，也不想聽，她不敢跟人說自己罹患癌症；也不願意跟朋友提起自己連吃東西都痛苦，像朋友找她吃麵線，她只好說自己不想吃。個子高大的她在旁人眼中看起來很正常，怎能想像她滿身病痛，很多難言之隱，所以她更無法說出自己需要幫助。
阿玲訪談錄音：
「我會看著說，為什麼他可以吃，啊我不能吃？以前我在鄉下長大，很多水果很好吃，我看到以前我小時候長大喜歡吃的水果，多看它一下，很想吃，但是我沒有辦法吃。我沒有辦法，呼吸都困難了，你還有辦法去吃嗎？沒辦法，我吃不下去，也嘸法度好好睏（台語：睡覺），心裡會想，這咁是我ㄟ人生嘛？」
也許因為凡事都要靠自己，她房間裡掛著大大小小從廟裡求得的平安健康符，有苦只能跟神明說，就希望神明保佑她平安。
支持貧病老者有所終
阿玲感覺自己非常孤獨。後來，社工將她轉介給善願協會，善願協會志工們每個月都來看她，跟她說話，補貼阿玲一點生活費。看她已經無法吃固體食物，就買一箱箱的完膳給她補充營養。我問阿玲，志工會來幫忙打掃嗎？阿玲馬上說，我會自己掃，他們來陪我講話，我就很開心了。
再過四年，台灣就來到每五個有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郭志祥跟善願協會的志工們未來也許會陪伴越來越多孤獨老人走向生命最終。照顧老人的問題，也逐漸為許多家庭的負擔，但是孩子又要忙著工作討生活，怎樣才能避免兩代甚至三代同垮的問題?
兩代同垮，是日本ＮＨＫ調查日本許多底層家庭出現的現象。
這跟日本終身聘僱制的改變有關。越來越多日本企業為節省人力成本，聘雇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像領時薪的人、臨時工和人力派遣這類非典型就業的人口在日本社會已高達四成。這讓許多在都市工作的年輕人，因為薪水太低或不穩定，無力支付房租，而搬回家跟父母同住。這樣的家庭，父母原本靠著退休金或低收入補助金還能勉強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但是兒女一回來，雖然增加些許收入，但是也不足養活全家，反而讓父母失去政府的補助資格；而父母每個月領的年金又不足以支撐全家生活。很多父母到月底經常沒錢，甚至連看病都沒有錢，因而造成兩代同垮，落入更加貧窮的絕境。
兩代同垮在台灣呈現的樣貌是如何，或許可以從善願協會幫忙的蘇家的遭遇來看。
三年前郭志祥接到警官蔡淑女一通電話，有個無名屍在石門公墓安葬十幾年了，經她比對，驗ＤＮＡ找到了無名屍的兒子，現在要開棺確定，希望郭志祥跟志工們可以來幫忙。十多年來，蔡淑女一直在從事尋找失蹤人口跟確認無名屍身份的工作，因而幫助了上百個無名屍找到身分跟回家的路。蘇老太太就是其中一個。
十七年前，在金山十八王公廟外海，一個落水死亡的老太太屍體漂上岸，但是警察怎麼找都找不到身份，留存ＤＮＡ檢體後，以不詳女，編號6546，葬在石門四號公墓。三年前，蔡淑女無意間在電腦搜尋時發現，這個無名屍跟失蹤人口蘇老太太的特徵很像，於是聯絡失蹤者的兒子蘇先生，進行DNA比對後，確定跟無名屍是親子關係。
台灣版的兩代同垮：蘇家的悲劇
十多年過去，石門公墓荒煙蔓草，郭志祥跟志工們開始開挖，剛開始蘇先生還不相信這會是母親。
郭志祥訪談錄音：「去年（指2019年）農曆一月七日，我們去開棺，怎麼農曆七月要去開棺，我說，對我們來講，時時是好時，日日是好日。後來挖出來，屍袋裡面打開就是一副假牙，他就認出是媽媽。他一看假牙，他就崩潰了，他媽媽以前早上起來就在磨那個假牙嘛，吃東西用的嘛。」
母親失蹤前，蘇先生在大陸做生意，兩個哥哥因為工作不穩定，都是他在養這個家。為了照顧母親，他經常兩岸奔波。郭志祥說，就是一個看著家中經濟逐漸惡化，自己身體又不好，害怕拖垮兒子的老母親，所做的選擇。17年前，蘇老太太一個人搭車到十八王公廟拜拜後，走到外海輕生身亡，選擇以這種方式離開人世間，也是連後事都不想造成兒子負擔。
郭志祥訪談錄音：
「這個兒子以前曾在大陸做皮革生意，兩袖清風回來，都沒錢，回來現在在送飲料。媽媽為了愛自己的孩子，跑去輕生，認為這樣，對他兒子完全不會有負擔。這種案件未來，我認為只會越來越多，因為現在少子化，大家都愛護自己的兒子女兒，不想造成他們任何的負擔。」
郭志祥看蘇先生結束大陸生意，回台灣在當外送員，還有個10歲兒子要照顧，日子並不好過，他跟志工們幫忙將他母親的後事辦好，讓他好好送走母親，最後還籌資了三萬六千元給蘇先生補貼家計。
我想有些聽眾或許會問，「人都走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辦葬禮？」蘇老太太不也是不想麻煩兒子，才走上這條路？但是，蘇先生作為人子，內心對母親充滿愧疚、遺憾，尤其在母親失蹤這十幾年，他其實是越來越清楚，不想麻煩他的媽媽應該是不在人世間了，但是他總還是在等著母親回家跟他道別一聲，也聽他一句道歉。但是一入幽冥，生死兩隔，善願協會為蘇老太太辦的葬禮，重新讓這對母子以某種方式連結。
儀式讓死者回歸大地，也平撫生者的愧疚哀傷
在前面，郭志祥有說到葬禮儀式「送往迎來」—送走亡者，讓生者面對未來，這在美國散文作家湯馬斯·林區其散文著作《死亡大事》一書也有提及。湯瑪斯·林區在美國密西根州開葬儀社幫鄉親處理身後事，他很深切點出儀式的意義：「辦喪事、儀式，引領死者回歸大地，一切平靜，這儀式性的行為則平撫生者，熨貼我們失落無著的靈魂，乃至送走隱隱深藏於心的愧疚自責。」就像蘇先生，終能放下對母親的愧疚自責，繼續他的人生。
看著蘇家的悲劇，郭志祥說，台灣人過世前，平均臥床九年，比死亡更痛苦的是拖著痛苦，所以這個媽媽做了這樣的選擇。其實善願協會接過不少類似需要伸援的家庭，有許多家庭在照顧父母多年，送走父母之後，家裡也陷入貧困。
這是台灣版的兩代同垮的故事。尤其在兩千年後越來越多。因為兩千年前後，整個大社會跟產業結構調整，像全球化，台灣產業西進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導致台灣許多中年人也必須到對岸謀生，留下許多孤寂的老人在家裡。這也造成台灣許多中年人失業，或是轉向非正職工作的打工，慢慢地導致一個家庭兩代陷入經濟困境。蘇老太太就怕自己家庭垮了，自己預先結束生命。
我們可以看到，善願協會的志工們，因為未曾捲入所要幫助的對象的人生故事跟感情衝突，反而更能不帶評價的去聆聽這些弱勢者的心聲跟苦楚，幫他們釐清他們的困境與需要的支持。這裡面透過大家的力量來分擔解決這些社會制度忽略的家庭，或者試圖彌補這些因為社會漏接所造成的悲劇。
為COVID-19的死者處理遺體
最後，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郭志祥特別強調，他們也早已準備好，如果有人需要幫忙，會由他帶領，立刻出動。經歷過2003年SARS的震撼洗禮，郭志祥認為善願協會已經更有能力面對這個傳染病。
2021年五月底，台灣在防守新冠肺炎一年多後，仍難敵病毒的進攻，進入社區感染。善願協會在短短十天內，就接到來自台北市社會局跟醫院社工的請託，幫忙火速接送五個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大體去火化。這五個人全都是低收入戶，不是沒有家人，就是家人也因為隔離、感染，或正在生死間掙扎，郭志祥跟善願志工們悲憫這些人承受的苦難，再加上SARS有過經驗，決定一定要站出來幫忙。
郭志祥說：「他們火化時，家人都沒辦法來，我們會感謝他，犧牲了寶貴生命，換來台灣人更小心防疫，功德無量，如今塵緣已圓滿，祝他一路好走。當熊熊的火爐門打開，考慮台灣的風俗民情，我們也會代他們的家人跟他們說，「火來了，緊走！」」這真的是令人很難過悲傷的事情。」
這些亡者生前因為貧困，有著各種無奈與心酸。
有單親爸爸死亡時，留下一個沒有生活能力，還安置在機構裡的孩子。他有個妹妹，經濟狀況也不佳。她跟郭志祥說，很害怕，善願協會因而將他哥哥的後事全部接手。還有獨居長者，找不到家人，善願協會只能在規定二十四小時先將其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再看怎麼辦告別式。
還有一家四口都是身心障礙者，皆確診，當善願協會處理這個家庭已死亡的母親的遺體時，這個家庭的父親也正病危；還有兒子染病後才痊癒，母親卻被新冠肺炎奪走性命。
郭志祥說，台北人來人往，許多人跨區移動，所以死者不僅限在萬華，防護因而要做的更周延。郭志祥早就準備好一百套負壓隔離病房用的防護衣，但是他們仍不斷提醒死者家屬，有確診或在隔離中的，一定要誠實告知，避免志工們陷入風險。因為之前有過SARS的經驗，郭志祥說，他們這次比較沒有這麼害怕，尤其對比許多醫護人員二十四小時照顧染病的重症患者所遭遇的凶險，他們所面對的凶險其實是少很多；他們也事先沙盤推演過，如何以最快時間完成整個接送遺體火化的流程，如果要進病房接大體，志工還穿兩層防護衣。
郭志祥說，雖然得冒風險，但是志工討論後仍然認為，必須要有人出來做這些事，因為外面葬儀社接送新冠肺炎死亡大體的費用實在太高了，最低六萬，是公會開出的價錢，但是願意加入的葬儀社才六、七家。而媒體報導有收費十四萬多的，這些豈是窮人負擔得起的？郭志祥說，每一次他都盡量一起出來幫忙搬送遺體，雖然志工們覺得不妥，因為身為善願協會的掌舵者如果感染，對協會並不好，但是郭志祥說：「如果我沒有站在第一線，只讓志工們去，我會很難過，不安心。特別是我躲在後頭，享受這些做好事的光環，我不可能這樣做。其實，有志工看會長也去搬染疫大體，反而士氣大振。其實只要防護做得好，可以降低風險。當然我也會害怕，但是我常想起有信仰的志工們說的：『在平安當中度過凶險，在凶險中，可以得到平安。』」
第一次面對SARS
回到當年善願協會處理SARS感染過世的洗衣工跟清潔工，那真的是一個充滿勇氣的故事。
2003年，最早是有善願協會的志工林崇堯，他也是個佛經講師，跑到和平醫院Ｂ棟當志工，幫忙清潔打掃。後來和平醫院發生洗衣工因為感染SARS過世，沒有殯葬業敢處理遺體；加上洗衣工的家人也沒錢幫他處理後事，台北市社會局打電話詢問郭志祥可否幫忙，郭志祥覺得有點凶險，原本非常恐懼。後來問了林先生，他認為瘟疫平均百年才一次，有機會做好事，不要浪費掉。在林崇堯的勸說下，郭志祥馬上跟社工聯絡，表示願意去做。
那時台灣政府防疫毫無經驗，郭志祥說，他們也沒有經驗。
郭志祥訪談錄音：
「當初是這樣啦，我到和平醫院前進指揮中心，慈濟是給我N95口罩，最棒的口罩；和平醫院是給我們隔離衣，就是我們講的防護衣。當初就是說，你要去搬這些大體之前，這危險性最高的，因為我們完全沒有經驗。看護工、洗衣工的家屬那天全部跑出來把我圍起來。按照後來媒體報導，他們是被隔離的；可是政府官員認為，他們家裡死了人，還是要讓他們知道一下後續要怎麼處理呀。」
「我就解釋免費殯葬要怎麼做。還有送塔位，我解釋因為是法定傳染病，必須先火化，再做開弔儀式，然後做頭七滿七。
再往前推幾個小時，我那天問社會局說，『他們有沒有隔離啊？需不需要隔離啊？』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回覆。他們只說，『啊，這不會有事啦！』一直安慰我，我就去。去的時候，前進指揮中心很多人還有拿大悲咒的水給我喝，說『你喝了這個就沒問題』，我聽了就很高興啊，感謝他們。」
郭志祥跟志工用小貨車載著二口棺木進和平醫院，怕驚擾到大家還用帆布包著，光大體的檢核到消毒，就花了四小時，大體消毒，裝進屍袋，屍袋再消毒，大體搬進棺木再消毒，棺木外面再消毒，層層消毒，比平常整整多花了十倍時間。郭志祥汗流浹背，全身都濕透了，大家都很緊張，就怕病毒擴散。
這中間還發生一件事，就是當郭志祥帶著志工將遺體送出後，二殯火爐竟然已經休息下班了，郭志祥急如螞蟻，這樣大體要載去哪邊？而且感染傳染病的遺體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規定要火化的時間，幸好聯絡社會局股長，他立刻打電話叫火葬場啟動火爐，郭志祥他們載著大體到火葬場，直接將遺體推進火爐燒掉。郭志祥很慶幸當初在這麼危險的狀況下，能完成這些事，身體無恙。
善願協會總共處理了六到七具SARS病故者的大體，每次將遺體送往殯儀館火化前，殯儀館都會先廣播，在殯儀館守夜做七的家屬，一聽早就嚇得不見蹤影，只有執行長吳倪冬月在殯儀館內，拿著手機，勇猛的站在路中，協調引導停車的問題。
對郭志祥跟吳倪冬月來說，送走三千五百多人，他們早已百無禁忌。
郭志祥訪談錄音：
「我們以前所受的教育，老一輩跟你講，某個地方發生車禍死了人，你不要經過那邊，會被煞到。某某人家在辦喪事，你不要經過那邊，雖然是妳朋友，也不要進去，這種無知，就是說，你進去會被煞到。
我是覺得說，正因為他們家裡發生這種事，最需要人家幫忙，最需要人家安慰，你反而要到他家裡去跟他噓寒問暖，他才會感受到這個溫暖。怎麼他家裡死了一個人，朋友全部跑光光？」
利他精神滾動的力量非常驚人
互不相識的陌生人，願意送貧病弱者最後一程，讓人看到這樣的陪伴跟透過彼此的連結如何解決那些在高齡化跟Ｍ型社會裡，政府無力幫忙的一群獨居老者跟弱勢者。這樣的利他，也讓善願協會這群志工超越了小我，更關心他人，而不是執著在自己封閉的自我裡頭。
其實從第一集podcast開始，我們不斷談人生下半場這個概念，也談到許多人在中年之後，人生開始轉向，或更在乎生命的意義，更想做利他的工作，到底是為什麼？
跑遍全世界採訪，寫過《慢活》和《慢活教育》的作者卡爾·歐諾黑，最近又寫了一本討論老後的《終極慢活》。他在這本書裡面談到，很多研究都證實，當人發現死亡迫近，時間有限之後，會思考，自己能為家人、朋友留下什麼？可以為社區跟世界帶來怎樣的改變？這跟提出人生八大階段的精神分析家艾瑞克森所謂的「傳承」非常類似。年紀大會帶來與生命有關的深層心理轉變，有能力昇華個人利益，從而關心他人。
或許這也是因為年紀大後，不再這麼關心物質面。艾瑞克森認為，這股利他的衝動大約發生在四十到六十四歲之間。看我們前面幾集談的人物，也是如此。西蒙波娃也認為，在人生下半場，朝更崇高的目標努力，除了是公民責任，也是人活著一定要做的事。卡爾·歐諾黑也說，世界各地的人一般年過三十五歲之後，的確會貢獻更多錢與時間做好事，很多慈善團體要是少了不支薪的年長志工，恐怕撐不下去。
像美國退休人員協會每年頒發給「最有意義人生獎」給從事公益的傑出美國人。近年得獎者之一是創辦《不只是輪子》(more than wheels)的羅伯特·錢伯斯他提供低利的汽車貸款給農村貧民。錢伯斯是個汽車銷售員，親眼目睹窮人向車商辦貸款有多困難，他後來在接受白宮頒獎時說，「我的年紀現在大到可以明白社會不公義的事，經驗也多到足以採取行動，改變不對的事。」
其實，這些人在親身參與別人的生命中，豐富了自己的人生，因此提升日常生活的價值，日常生活不再週而復始地襲來陳年的壓力與痛苦，因而讓人變得更堅強，更快樂。
像郭志祥很喜歡說，做這些好事，得到快樂，得到福報。我認為這個福報指向的不一定是來世，讓人下輩子就可以富貴什麼的，也可以是一種現世的圓滿跟幸福感。這是有科學根據的，科學研究就顯示，助人可以提升免疫系統，降血壓，提升整體的幸福感，全是老化過程中的好事。曾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就說過：「我們靠獲得謀取生計，靠給予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在善願協會出版的《27場送行》一書裡，郭志祥不斷提到身邊這群志工的勇氣，不僅陪伴家屬一同承受失去的傷痛，給家屬帶來力量跟希望，也激勵了彼此。像前副會長鄭勝勳先生在自己人生的最後時刻仍在殯儀館忙裡忙外，看著他生命倒數的背影，郭志祥極為動容，益發感受到人性的慈悲與道義。
不過，卡爾．歐諾黑也提醒，雖然熟齡會帶來回饋社會的慾望，卻不能把老年當成唯一該為大眾服務的歲月，其實只要看眾多社會企業就知道，許多都是由年輕人出來創辦的。其實不管幾歲，都可以也應當培養利他精神，而長壽革命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助人的衝動具有感染力，就像郭志祥說的，志工們跟其他人說起他們碰到怎樣需要幫忙的人，怎樣改善了別人的處境，好像傳染性的越來越多人加入。另外，根據研究，老少一起解決問題時，老人的利他精神會影響年輕人。在善願協會裡，不乏跟著父母，爺爺奶奶一起來當志工的年輕人。
付出讓人活得更有深度
這一集我們認識了一群步入中老年志工的故事，在這裏，我不談他們的事業、成就，而是談他們做了什麼事，鼓起怎樣的勇氣跟冒險，從這些幫助人的點滴中產生了怎樣的感受、情緒、恐懼、力量、愛跟領悟，他們因而活得更豐富，更有深度，也讓我們看到這群平凡小人物身上極為不平凡的老後身影。
最近，我讀了曾擔任德國不來梅市長亨尼.舍夫所著的《告別的勇氣》一書，結尾寫的一段話，非常像善願協會為這個社會所做的，我想送給善願協會的這群志工跟聽眾朋友們。
這裡，我先介紹一下亨尼舍夫，他是德國法學博士跟律師，五十多歲就開始跟妻子、朋友在德國不來梅打造老年集居住宅，後來其中兩位朋友臨終前，還在大家支援、陪伴照顧下，順利走完人生。
在亨尼·舍夫所著的《告別的勇氣》一書裡，他特別介紹，因為德國跟日本同屬全球高齡人口最多的前兩名國家，德國自一九八Ｏ年代起，開始萌芽臨終關懷運動，後來發展迅速。有許多專職與志願的臨終陪伴者，他們有的讓家屬在自己家得以和臨終者告別，有的設立臨終關懷機構，讓臨終者能在那裡走的尊嚴。他因而認為，這種互助的模式是可行的，所以近年他不斷演講，鼓勵大家及早規劃屬於自己的老年與臨終生活。
亨尼·舍夫寫道：「我希望，我們能夠發展出一個可以讓臨終和死亡擁有一席之地的社會。我希望，我們願意負責的站在那些如今必須踏上這趟沉重的旅程之人身旁，願意帶著同理心站在必需痛苦地留在人世間的遺屬。因為我們自己終將會是下一個必須承受這一切的人，天堂所留下的空位會被如此填滿，被我們，一起（填滿）。」
★鏡週刊關心您：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安心專線：1925（24小時）／生命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