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唱Thom Yorke顯然被惹毛了。2週前蘇格蘭Glasgow的音樂節TRNSMT上，他亮出中指、對拿旗的「去他的某些人（some fucking people）」嗆聲。結果導演Ken Loach也投了一封公開信給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要Thom Yorke正視巴勒斯坦人權、別再執迷不悟。Pink Floyd樂團靈魂人物Roger Waters日前也線上直播，呼籲以「文化杯葛」終結以巴人道危機的迫切性。
這場爭議從春天開始延燒，在「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 Movement）與巴勒斯坦藝文界人士的促成下，幾位國際知名的文化界大老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請求Radiohead取消7月的以色列演出，以作為對其壓迫巴勒斯坦人權的回應。一段沉默後，《滾石》雜誌6月的訪談挖出了Thom Yorke對這份文件的不滿──「公然潑糞」、「浪費精力」。自此開始，一場是非之辯遂如滾雪球般，愈演愈烈。
網路上湧現不少歌迷心碎的自白。然而Thom York的聲明一貫理直氣壯。他公開留言給Ken Loach：「在一個國家演出，不代表為該政府背書。我們已經在以色列演出超過20年，跨度了不同時期、不同自由度的政權，就像我們在美國的演出一樣。我們並不對Netanyahu（以色列總理）比川普有更高的背書，但我們仍在美國表演。音樂、藝術和學術該是要穿透而非築起邊界，該是要解放而非封閉心靈，該是要重視人性的共通處，以及對話和表達的自由。我希望這樣說夠清楚了，Ken。」
如此鏗鏘有力的聲音，在以色列新興國民女神Gal Gadot與其主演的《神力女超人》沸沸揚揚的負面風波（曾服過以色列國防軍義務役的Gadot，在以軍發動加薩戰爭時表達同情與支持；此片也遭部分國家抵制，譬如曾遭以軍入侵的黎巴嫩政府目前禁演）後，成為以色列一劑新的強心針。
這是Radiohead繼BDS運動12年來第一次到以色列演出。在此刻開演前夕，一場訴求公義的國際抵制，槓上的不只是這樂團25年前尚未揚名四海時、就已在廣播電台中大量播送「Creep」表達愛戴的國家，也是一位自述「無法苟同這種非黑即白對話模式」的個性歌手。
標準不一、過於極端、犧牲自由？
抵制運動曾在不少歷史中，扮演撐起公義之聲的角色。40到90年代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即有AAM（Anti-Apartheid Movement）運動以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面向進行國際抵制，一步步削弱南非政府對有色人種的殘暴待遇。50年代知名的美國蒙哥馬利（Montgomery）公車讓座事件，也在民眾連續381天反種族歧視的抵制運動後，由高等法院判決公車隔離政策違憲。
即便如此，抵制運動仍受到不少批評，這些批評通常不脫以下原因。其中，「抵制標準不一」是以色列面對聲援巴勒斯坦的BDS運動時，最常使用的抨擊──全世界有那麼多國家在迫害其他的種族，為什麼只抵制我們？無論在以色列報章雜誌裡，或普遍民眾口中，都很容易聽見對於國際媒體、國際人道組織的批評，評其不安好心、為阿拉伯恐怖份子喉舌，甚至指出這是反錫安主義者的陰謀。
2013年取消出席以色列總統會議的霍金，在表明為巴勒斯坦問題因素後，就受到此類批評，畢竟霍金出席過的其他國家會議、包含自己家鄉英國，並非全沒釀過人道問題。霍金、Ken Loach等國際要角，縱使都曾個性地婉拒過大英帝國勳章、不畏公開表態立場，在取消前往以色列重要行程以行抵制時，仍引起不少譏諷，抨擊其標準令人費解。
於此，便可想像，其他國際人士在一言一行都受到放大下，均衡比較的難處，加上各自有不同的成本考量、損益評估，最終將做出參與或不參與抵制行動的不同決定。
另一種批評，聲稱抵制運動過於極端，甚至鼓勵了以暴制暴的手段，阻斷了對話的空間。這也是Thom Yorke的主張之一，他表示讓自己很不爽的，是Roger Waters等老友本可私下找他商量，卻讓議題浮上檯面遭受公評。雖然隨後Roger Waters否認Thom Yorke說法，強調自己數月來多次試圖聯繫，卻不被理睬。
這場羅生門外，Thom Yorke更舉樂團成員Jonny──娶了阿拉伯裔以色列妻子的吉他手──為例，抨擊群眾講得像是他們對以巴問題一無所知般，根本嚴重冒犯。作為音樂人，他重申音樂本可無遠弗屆，抵制運動及各種唇槍舌戰的力氣應該用在更正向的地方。
此外，抵制運動常遭受的一個批評，也是其對於自由權益的戕害，大過於實質上能對抵制目標造成的影響。舉以巴問題為例，一種批評指出，以色列政府、軍人、財團等永遠有能力繞道而行，用各種方法洗白（whitewash）；抵制運動不但無法掐住以色列命脈，反而犧牲了許多人的自由，譬如想聽演唱會的民眾、想表演的樂團、Sodastream等遭抵制的財團關廠後被解雇的員工……等。
上個月熱鬧沸騰的以色列LGBT「驕傲遊行（Pride Parade）」、電影節裡，許多國際電影人響應BDS運動，將作品及活動抽出這場國際盛事，就是為了抵制以色列在看似先進、民主的國家形象包裝下，粉飾（pinkwash）其軍事占領他國的殘酷事實。然而批評者指出，這些舉動犧牲了關注性別議題者的權益。
這些皆是抵制運動面臨的難題。參與抵制運動與否，不必然因為站在符合公義或普世價值觀（這些定義亦是流動的）的一方，就代表會受到掌聲。抵制運動的使用，也不必然代表其站在進步或保守的一方。
抵制運動的理想性
抵制運動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相信一股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力量，對小蝦米力抗大鯨魚的模式抱有理想性。抵制的目標，通常是已握既得利益、佔上風的權力機器。
從上一世紀令人心痛的南非，到這一世紀諸多仍處於水深火熱的國家，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裡，或許人們可以找到更巨大、更佔上風的權力機器對抗之，然而當反覆輪迴的強國政治裡出現更多的破敗，國際法也缺乏足夠約束力、無法給予更高信心之際，人們自然將希望轉向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
這一股柔軟力量的目的，通常是喚起良知、重挫掌權得勢者的道德形象。這與直接上行下效、透過強制力的手腕（例如黎巴嫩當局封鎖《神力女超人》）略有不同，更為嚴峻且需要耐心，才能夠在時間的長河裡獲得認同、拉進更多的盟友，達到成效。
霍金、U2、Elvis Costello都擁有各自認同的群體，他們曾斷然拒絕前往以色列，對許多人投下一顆顆震撼彈。已故藝評人約翰伯格、導演Mike Leigh、在納粹魔爪下倖存的Stephane Hessel等，在長年見證巴勒斯坦人所受的壓迫後選擇表態、與他們站在一起的決定，自然也是如雷貫耳。
許多人認為抵制運動終將失敗（就像一個品牌企業形象再怎麼差，仍會有些人為其入股或效力），真正透過強國或國際聯盟，對目標進行制裁、杯葛、禁運、封鎖、不承認（non-recognition）等政策才有實質效用。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許多產生實質效用的政治決策背後，也是先有公眾的聲音及觀感，才一步步促成當權者重視並納入政治議程、決策。抵制運動所針對的形象戰，就是影響公眾觀感的關鍵之一。
舉例而言，FIFA（國際足球總會）曾禁止種族隔離的南非、戰爭分裂的南斯拉夫等地參賽，亦阻止俄羅斯將克里米亞納入國內聯賽。這些決策背後，無可忽視公眾聲音的推波助瀾。在這例子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雙軌並行，相輔相成，以體育的力量撼動了政治，迫使不同政府正視人權議題。
自由的槓桿
這次事件不只是Radiohead與文化界大老的紛爭，倘若將巴勒斯坦人數十年來失去家園、犧牲性命、流亡四海的命運擺在音樂之前，全球熱愛藝術文化的人們，一旦感受到參不參與抵制運動都將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力量，恐怕在心靈上都難以自外。不過，這樣的重擔，是不是藝文工作者在純粹的創作自由外，必然承擔的沉重義務，也始終不乏辯論的空間。
無可否認，自由是任何創作者最珍貴的價值之一，包含言論的自由、行為的自由，甚至損益評估的自由。於此，Thom York被捲入一場道德論辯之戰，或許令人同情。然而，文化產業終究脫離不了政治性的左右。作為公眾角色，Thom Yorke倘若知道，人們需要的或許不一定是拒絕開演，而是一個能夠清楚撼動以色列的聲音，一如過往曾為圖博（西藏）、土耳其之春等民眾發聲的他，而非此刻令人失望的緘默與反唇相譏……不知他在以巴問題上，將會如何回應？
曾作為這世紀代表自由、前衛最具指標的風景之一，一個充滿個性的樂團牢牢守著對藝術自由、以及以音樂穿透國界的理想性；同時紮紮實實地槓上的，也是另一端數十年未曾真正擁有政治自由的人們，對於突破囚牢的理想性。
一種堅持槓上一種渴望，一端自由槓上另一端的沒有自由，作為本世紀兩種極端風景，一道難題該如何槓桿？在以巴衝突撥雲見日或更加黑暗前，愈來愈多的國際人士都將面臨這樣的難題。
而我們也正透過不同的想像，量度此刻的決定，將在未來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