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貝志城說，「現在回想，大概在醫生眼裡，我只是個與病人關係並不近的毛頭小子，還拿著一堆外國人的意見，有點指手畫腳的意思吧。」
在李舜偉最初就已經「高度懷疑鉈中毒」，國外醫生同行又異口同聲提到鉈的情況下，為什麼協和始終沒有向這個方向努力呢？這或許要追溯到協和的權威地位及醫患之間懸殊的位置不對等、資訊不對稱的關係。事實上，朱令父母在與協和醫生的溝通過程中，一直處於一種小心翼翼乃至戰戰兢兢的狀態。朱明新苦笑著說，每次跟醫生要求什麼她都很忐忑，怕對方不願意：「他們老覺得我在這兒妨礙他治療這個那個的，因為你是外行嘛。」在多次會診的時候，主治醫生一句話就堵了回來：「協和是世界水準的醫院，你還不相信我們？」
孩子在醫生手裡，我們不是學醫出身，當然要相信醫生
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朱明新（朱令的母親）也曾坦陳她的無力感：「協和醫院畢竟是中國最有名的醫院，孩子在醫生手裡，我們不是學醫出身，當然要相信醫生，生怕有的地方做過了火，會讓醫生不高興。」夫妻倆都是性格溫和恬淡的知識分子，但是此刻唯一的女兒備受病痛煎熬，他們只能硬起頭皮做各種平時難以想像的爭取。「做家長的又著急，恨不得每一種可能都去試一試。我們提過要不要做鉈中毒的檢測，但醫生沒接茬，也就不敢再多說了。」
朱明新想到希望嘗試的可能性中包含的一種，就是訴諸公眾——向媒體爆料。當時北京的新聞媒體有一條熱門新聞，是關於一個來自山東的小孩，胳膊毫無緣由地出現潰爛，在北京軍區總醫院住院多時始終無法確診。「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通過報紙就求救了一下。人家說你這是什麼什麼病，一下子就治好了」，朱明新回憶。心焦的夫婦倆便小心翼翼跟朱令的主治醫生說，既然治療沒有進展，能否也考慮請新聞媒體報導，請社會各界說明診斷。結果對方的回答是：「協和醫院是世界先進水準的醫院，他們那個醫院比較小，那孩子診斷本來應該很容易的」。朱明新苦笑了一下：「協和的大夫說話就是這個調子。」
在這段焦灼的拉鋸時間裡，朱令家屬的心急如焚，北大同學的焦灼衝動，海內外熱心人的積極熱情，都如同一個個拳頭，一次又一次擊打在了協和這個歷史悠久、地位超群、關係複雜的龐然大物那厚厚的、自負的外殼上。朱明新曾把這形容為「系統的冷漠與封閉」，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當時的氣氛怪怪的，尤其朱令是清華學生，又有那麼多外國人支招，好像搞得醫院有些緊張，醫生也不太願意面對我們，動不動就拉醫務科出來做擋箭牌。」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號，《北京青年報》的一篇報導第一次將朱令的病情公諸於眾
心焦不已的朱明新夫婦還是訴諸了媒體。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號，《北京青年報》的一篇報導第一次將朱令的病情公諸於眾，事件馬上引起社會關注。
這一天，有一個讀者看完報紙後立即跳了起來，「太像了！」
這個人名叫陳震陽。當時，他還有一個月就要滿六十歲，是北京市衛生局下轄的勞動衛生與職業病研究所的研究員，已經在科研的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〇年，陳震陽從浙江老家進入建國後上海剛剛開始興辦的第一屆醫士學校學醫，三年後考入上海第二醫學院。大學上了一半被國家調入北京，進入中國醫學科學院上課，校園就在協和醫學院。陳震陽就讀的是毒物化學專業，屬於軍事醫學生。這是彼時內外交困的新中國培養「防化人才」 ——也即「防化學、防原子、防細菌」戰略的一部分。用陳震陽自己的話說，「因為五〇年朝鮮戰爭，打仗以後美國又有原子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那麼我們中國也要準備嘛。」
在北京學習期間，陳震陽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從四川調到北京、同為毒物化學專業、後來專攻毒理學的同學崔明珍。自嘲「根不紅苗不正」的陳震陽說，夫妻倆在文革期間受到批判，被從軍隊趕出，下放到北京煉鐵廠當了工人。「原來在軍隊裡頭八十塊錢工資，下來以後只有四十塊錢。我家裡倆孩子，夫妻倆人都四十塊，沒錢了。」二〇一八年春天，我在北京見到了已經八十三歲的陳震陽，回憶起當年，他頗有些舉重若輕的豁達風趣。
一九八三年回到北京，陳震陽夫妻便開始了對於鉈的研究
文革結束後，兩人被落實政策，分配到了勞動衛生職業病研究所，任務是從事有毒物質的監測研究分析，支持地方工業。八〇年代初，陳震陽被公派到全球領先的德國的毒理實驗室進修，一九八三年回到北京，夫妻倆便開始了對於鉈的研究。
當時北京有個製造碘化鉈的工廠，生產制取測定放射性元素的晶體，主要用於國防及醫學造影領域。「比如說放在飛機上的，地上有什麼放射性元素，飛機一轉過去，就知道有什麼礦。把放射性的射線變成可見光，放射性有多大強度就知道了。這個東西放進人體，器官功能好不好，造影，看有沒有腫大，裡頭腫了外頭可能看不見。診斷很有用。」陳震陽說。
這是當時賺取外匯的國家項目，由於生產過程艱苦、人力成本和代價高昂，發達國家大多數不願意生產，就需要從中國進口。「很能賺錢，國外都來買。只有中國人願意生產，中國人不怕苦，」陳震陽苦笑。
這是事實，在一腔熱情大幹快上的上世紀六、七○年代，無論對環境保護還是人員健康和勞動保護，整個社會都缺乏基本認識。曾被清華大學郁鑒源教授在分析化學課堂上向物化二班提及、被協和醫院李舜偉在接診那例的六〇年代清華鉈中毒患者，就是在實驗室清洗風道時攝入過量的鉈導致中毒的。
剛開始研究時，陳震陽與妻子做了很多資料搜集，也全國實地走訪
上世紀七〇年代中後期，隨著文革接近尾聲，經濟恢復，百廢待興，生產安全和工業衛生便成為必須考慮的問題。當時在生產中會使用到鉈的北京核儀器廠向國家衛生部提出課題，要求研究生產中鉈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瞭解呼吸過程中的安全標準。這項課題便成為了崔明珍的重點工作。陳震陽記得，課題由衛生部立項、交給他們夫妻是一九八四年，自己剛從德國學成返回，項目要求研究後得出鉈的衛生標準和空氣安全濃度的標準。
這課題一做就是五六年，直到九〇年代初結項。夫妻兩人由此也成為了中國最早開始研究鉈的毒性與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家。
陳震陽記得，剛開始研究時，兩人做了很多資料搜集，也全國實地走訪。印象最深的案例，是當時貴州一個鄉爆發的地方病。當時該地長期乾旱導致荒年，很多作物都由於缺水無法成活。唯一例外的，是能夠深入吸取地下水、根系又長又深的圓白菜。
很快，不斷有人出現「怪病」。第一個症狀，是「鬼剃頭」——「新娘嫁到這個鄉來了。結婚了一個多月以後突然病了，發燒，疼，疼的不得了。突然一個晚上，她頭髮全掉了」，陳震陽描述。
「怪病」給當地帶來了惡劣的政治影響，醫學研究和工業衛生的研究人員便被上級部門要求調查清楚。陳震陽夫婦到當地調研，看到一戶十口人的家庭，只有兩個人存活，一個是上年紀的老太太，一個年輕人已經失明。他們發現典型症狀非常相似，呈現家族性大片發病，最明顯的包括劇痛、脫髮、視力受損、神志不清、以及指甲出現白色月牙狀線條。
對方一聽立即回答，「這事你們就別去瞎折騰了，協和已經排除了」
後來的調查揭開了謎團，這個地方富產汞礦，也就是常溫下呈現金屬狀態的水銀礦石。在一九四九年解放軍「解放大西南」後，不少軍人留在當地生活，開礦之後的礦石礦渣便被鋪平開墾，蓋上薄土，用於耕種。而這些礦石礦渣中含有鉈——圓白菜長達一兩公尺的根系粗壯、生命力強，充分吸收了這些有毒元素。
這就是為什麼一九九五年四月五號，閱讀到《北京青年報》的陳震陽崔明珍夫婦立即驚呼，朱令的症狀實在太相似的原因。
陳震陽記得，這之後他找到了自己所在的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研究所的病房主任，希望通過他聯繫協和告知自己的意見。對方一聽立即回答，「這事你們就別去瞎折騰了，協和已經排除了」。 陳震陽回憶，這位主任告訴他，前兩天剛開了個會，範圍是「全市專家」，包括北京市有職業病研究的北醫三院和朝陽醫院、朱令住的協和神經內科，以及北京市各大醫院神經科的專家，「全來了，會診」。
陳震陽一聽這話，立即領會：會診的都是專家、醫學教授，並沒有自己置喙的餘地。「我們算什麼呀，實驗室人員，沒有處方權，什麼權也沒有」，二十多年後回憶起這件事，他還帶著苦笑，「他說專家全部否定了，沒有職業中毒，理由是：沒有接觸過鉈。而且清華大學也否定了，說，我們就沒有（鉈），朱令就沒有接觸過鉈」。
郵件還在從全世界源源不斷地湧入，貝志城他們沒有氣餒
到四月十八日列印出郵件衝去協和醫院找ICU主任的時候，貝志城和他的北大同學已經反覆看到「朱令是鉈中毒」，「請儘快為她做鉈檢測」的內容。他曾在採訪中回憶「很多醫生激烈地發表郵件，就是說一定要做這個化驗，因為她的症狀太像了。」
郵件還在從全世界源源不斷地湧入，貝志城他們沒有氣餒，一邊瀏覽、翻譯、整理，一邊向朱令父母回饋這些意見。
在後來接受電視採訪時，貝志城回溯了當時的想法：「看著她從一個那麼活潑的女孩子變成現在這樣，如果是你的妹妹這樣你會怎麼樣？那我想我就要繼續下去。」在他的堅持下，朱明新也愈來愈焦急，不斷向協和醫院請求為朱令進行正規的鉈中毒檢測。
作為中國頂級醫療行業權威的協和，之前難以撼動和挑戰的「高冷」態度到這個時候似乎出現了一絲鬆動——四月五日《北京青年報》的新聞報導，以及四月中旬貝志城和北大同學們利用互聯網形成的國際影響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院方認為協和醫術是世界先進水準，「不要給我們干擾 」
於是，四月二十日，協和醫院召集朱令家屬和清華大學三方一起開了一個溝通病情的會議。與會者包括協和醫院的醫務處處長、ICU主任，以及神經內科的三位醫生，其中包括主治大夫魏鏡。清華的與會者則是化學系主任廖沐真和副主任薛方渝。
在朱明新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出，協和幾位領導和醫生的發言中強調病情複雜，治療困難，診斷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但最關鍵的用意則是表達：社會各方面的關心對醫院造成了壓力，希望不要形成干擾，應酬輿論壓力。
「表面上是通報一下病情，解釋排除鉈中毒的原因」，朱明新後來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這樣對記者描述，她認為協和實際的用意是表達了一種對家屬和北大同學「不聽話」的不快：「院方認為協和醫術是世界先進水準，『不要給我們干擾』。」
在三年後的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化學系副主任薛方渝寫的一份回憶這次會議的情況說明中，佐證了當時協和的態度：「醫院表示，他們有類似手段可以做這方面工作，希望我們不要干擾他們的工作，相信他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對朱令進行搶救治療」。清華的行政領導當場「代表學校表示，感謝醫院對朱令的救治工作，學校一定按照醫院的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工作」。
公允地說，在這段時間裡，協和也對於朱令這個「疑難雜症」相當重視
這場會議最讓朱明新沮喪的是，協和方面「多次提示家屬朱令可能已沒救了」。本來就在和醫院的溝通中處於劣勢的朱令父母更加謹小慎微，不知所措。在頗有些尷尬和火藥味的氣氛裡，朱明新最後發言，表態說：「希望大夫不要誤解家長和同學們的做法，大家只是著急，盼著朱令快點確診而已。」
公允地說，在這段時間裡，協和也對於朱令這個「疑難雜症」相當重視，幾乎是天天安排她接受各種不同的研究性檢查，儼然把朱令當成了一個難得的科研物件。朱明新曾向記者回憶前來會診的協和不同科室醫生，會依據各自的專業積累和判斷建議進行諸如「骨穿刺」甚至「腦活組織」檢查，父母拒絕了其中一些傷害性大的項目。後來有媒體報導過一個讓朱明新夫婦印象深刻的插曲。主治醫生堅決要求朱令從她病房所在的老樓搬到前面的另一座樓去做核磁共振，因為朱令處於昏迷，全身又插滿管子，朱明新不得不請來「數名壯漢幫忙搬運」。就是這些林林總總、價格昂貴又與真正治療方向相左的檢查，使得一年多後朱令出院時，全家面臨一張五十萬元的醫療費用帳單。（本摘文刊畢）
完整記述朱令鉈中毒事件始末的《朱令的四十五年：北京清華女學生毒殺疑案》由春山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李佳佳
八〇後廣州媒體人，畢業於中山大學科學計算與計算機應用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做了十年電視主持人、製片人，最近三年愛上英文寫作，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南華早報》、《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