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姓會長於2016年申請雇用一名菲籍女移工，住在生魚片店樓上的房間，有天許某自後方強行抱住女移工，不顧女移工抗拒對她強吻，及撫摸其胸部、臀部及下體。後來，許某更得寸進尺，對女移工性侵得逞。
一同工作的詹姓員工因在垃圾桶內發現保險套包裝，且見女移工心情不佳，時常在店後方哭泣，趨前詢問關心才知女移工被老闆性侵一事。他主動協助女移工在房門加裝門鎖，防範許某再對她性侵，並且告知女移工可錄影蒐證或向他求助。
不久後，許姓會長多次趁女移工一人獨處時，強行抱她並上下其手，由於女移工已事先開啟放在房間外喇叭上的行車紀錄器，將許伸魔手的過程完整拍下。女移工雖然手握證據，但不知如何求助，因此仍繼續隱忍雇主的惡行。
直到去年女移工無法忍受逃離，告知詹姓同事，兩人討論後決定先要求許姓會長出面處理。不過許不但拒絕和解，還恐嚇女移工擅離工作場所，可通報為逃逸外籍移工並遣送回國等言語威逼，女移工最後鼓起勇氣，在同事陪伴下向警方報案。
法官審理指出，許姓會長為有配偶之人，身為女移工雇主本應善盡照護責任，竟僅因一時情欲衝動，即以強暴方式對初到台灣工作的女移工多次猥褻性侵，致女移工遭受相當程度的精神痛苦，也損及國家形象。在女移工逃離工作場所後，許某仍試圖以各種理由威逼女移工，阻止報警曝光全案，警詢偵查時矢口否認犯行。在法院審理期間，也僅坦承女移工有錄影搜證的2次行為，及至法院即將判決，才賠償女移工70萬元，難以認定犯後有悔意，因此嘉義地院判處許4年4月，高等法院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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