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妙如說，當加害者是認識的人，被害者要說出來就有很多考量。「家內亂倫的案子，對方（加害者）是我的家人，講出來，家族的人會支持我嗎？還是覺得我是破壞家族的人？職場上也同樣思考：『如果我將這件事講出來之後，社會文化會怎麼看待我遭到性侵這件事？』」性侵發生時，外界往往指責被害人，而職場上的權勢性侵，一旦說出，代表人際關係與工作都面臨崩壞。
苦痛中 陷情感圈套
小魚在遺言中提到：「罪惡感還有羞愧感每晚都在向我討債，他卻躺在她的床上入眠。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我每天過得那麼痛苦，你卻好像局外人。』他說，因為他愛我，心裡多痛苦都不會讓我知道。」張妙如認為，「性侵被害者常常連續發生罪惡感跟愧疚感，她描述過程時特別提到這一塊，這幾乎是長時間的，特別是在跟這個人互動的時刻，是很明顯的創傷反應。罪惡感是我們覺得自己犯錯，這攸關社會文化環境怎麼看待性侵。愧疚感是覺得對不起別人，例如：『我長這麼大卻沒有好好照顧好自己，先自責，後面是愧對我的父母。』」
張妙如表示，「當對方是有恩情、沒有什麼大惡的人、是一個被害人很崇拜的前輩，在這種情境下，多數的被害人會原諒對方。」性侵受害者會與加害者交往，往往是這個原因。而當加害者是危險情人時，被害者受困的情況就更為嚴重。「她會陷在裡頭更難跳出來，我們曾經接觸過這類個案，危險情人控制欲高，受害者很辛苦，內在情緒無法紓解，因為她沒有辦法為自己做什麼。」
曾經為林奕含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序的作家張亦絢提醒我們，「追求行為中，有乘人之危的不高尚形式，『先強暴後追求』，就是一人分飾2角，讓對象落難，然後自己扮演癡情好人，這當然非常荒謬，社會普遍對這認識很少，但確實存在。『強暴加上情感圈套』，當受害者回過神來，往往會導致比強暴更深的羞恥感。」
「直到那天，有徵信社找上了我，拿著照片告訴我另一個女孩的存在，她希望我退出，成全他們，腦袋瞬間清醒，原來我不過是他想要休閒娛樂時的樂子，那天我毅然決然地離開他。」（小魚遺言）
小魚的家人向廖男提告妨害性自主，新北地檢署調查後不起訴，但並未就權勢性侵這一點提出討論，家人認為調查過程草率偏頗，聲請再議，高檢署認為偵查不完備，於2021年4月重啟調查。截稿前，我們致電廖男詢問事情始末，廖男說：「不方便談，現在交由司法處理，謝謝。」
2018年10月，因為治療所遲發薪水爆發離職潮，小魚也離職，轉往新北市衛生局工作，並與廖男斷絕往來。在小魚的遺言中，廖男曾在衛生局大樓外守候堵人。根據不起訴書所載，2019年10月小魚搬到新的租屋處，廖男仍到該租屋處糾纏，經房東出面勸阻才離開。
2020年3月，小魚錄取輔仁大學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她在臉書發文，感謝人生經歷的一切，「因為老服科系及學歷遇到很多很多委屈（長照1.0時期這個科系真的遭受多方挑戰啊…），中間的辛酸苦辣真的無法言語，但也謝謝這些遭遇造就現在堅強的自己。」大半人生投入長照這份跟社工一樣含有志業性質的行業，她有著認同與生根感，打算繼續向著夢想與理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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