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憶，當年參加俄羅斯讀書會後，夥伴告知有劇團需要臨時演員，她好奇之下跑去應徵，結果愛上戲劇與電影。那時正逢輕巧型攝影機上市，「女生也能拍，那幾年很多街頭運動，我就被叫去拍。」
大學畢業，她決定出國讀電影研究所，「大概是1989年或1990年初，所以我剛好錯過野百合學運。」如果你在台灣的話會去參加嗎？「我也不知道，我是後知後覺的人，人家說去，我可能搞不清楚什麼事就去了。」參加的話後來會從政嗎？「我的個性應該不會。」她比喻，學生時代朋友們會一起看經典電影，也瘋金馬影展搶票，搶票需徹夜排隊，「這時就會有人出來組織，要大家輪流排隊，每個人排幾小時、誰帶零食、誰帶撲克牌，分配得很好，這種人就會從政。我們則是被分配到帶零食還愣一下，懷疑真的會排這麼久嗎？萬一我睡著怎麼辦？我很多的經驗是不知不覺就被帶去了。」
讀完電影研究所她從美國返台，到「多面向」工作室擔任執行製作，老闆是李道明，「李道明老師非常強調拍紀錄片要深入了解，需要參與被拍攝者的生活，才能拍出真實的紀錄片，而不是那種電視紀錄片，到現場匆忙叫他們重演一下就結束、配個旁白。李老師不希望有旁白，所以對現場收音很在意。」
拍紀錄片的日子郭珍弟經常待在山區，美好回憶之一是到阿里山拍攝鄒族，她先待上一個月，「那真的太奢侈了，我連攝影機都沒打開，一天到晚跟著採茶、砍竹筍，還領工錢，呵呵，領兩份薪水，多面向的執行製作、採茶砍竹筍的工錢，後來同事都開玩笑說我們把李老師做倒了，哪家紀錄片公司會讓你這樣待一個月。」她笑笑補充，其實是李道明後來更想走研究路線，因此結束公司，到北藝大任教。
郭珍弟卻從此沒離開過拍片，從她的作品也隱約可看出李道明的影響，例如不論紀錄片或電影，片中「現場音」總是清晰且細膩地被呈現、運用，聲音成了她說故事的重要元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