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也在記者會上表示，金馬獎不會以社會運動或政治因素來決定，端看影片內容、導演觀點、技法能否說服評審。
事實上，周冠威短期內很難離開香港。7月坎城影展發布展映訊息，為顧慮中國政府反應與導演人身安全，到最後一刻才公開。周冠威也沒有前往坎城，理由是：擔心去了就再也回不了香港，他要留在這片土地上。
有人說，如果香港是一艘下沉中的鐵達尼號，周冠威就是那位眾人逃竄之際站在原地，拉著小提琴，散播最後優雅樂音的人。
周冠威今年42歲，身材瘦長，臉蛋斯文，金屬框眼鏡下的眼神卻異常嚴肅執著。他6年前以《十年》中的〈自焚者〉打開知名度，影片預想2025年的香港：片中有2020年的港獨暴亂，迫使中共立國安法，支持港獨的青年歐陽健鋒成為第一個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入獄的人。在獄中絕食身亡，享年21歲，引發一個身分未明的自焚者。新聞事件投下震撼彈，陰謀論滿天飛，晚上市民到英國領事館前點起燭光禱告，同一時間年輕人衝進中聯辦縱火，中共引入軍隊壓制暴亂。2015年，有觀眾認為片中的警暴過於誇張，如今看來像智者預言，差別在於不需10年，4年後便已一一發生。
《十年》2016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然而周冠威的電影事業亦隨之自焚，沒有太多投資、演員願意跟他合作，生活陷入低潮。2020年周冠威好不容易憑《幻愛》從谷底爬出，光憑香港本土市場便有超過1,500萬港幣票房收入，而製作預算僅600萬港幣。
《時代革命》記錄這場沒有大台，沒有領袖的運動，從和理非的和平行動、勇武手足蒙面破壞物件、攻擊警察、民主派選舉，採訪對象盡可能全面覆蓋，包括示威者、記者何桂蘭、占中領袖戴耀廷、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等。他深知拿起攝影機拍攝反送中運動，無疑再次斷送了自己的電影前途。受訪時，他已刪除與本片有關的所有拷貝、檔案、資料、照片，因此他顯得很輕鬆，想說的話也已經透過電影說出，無須再說。一旦被捕，律師支援、家庭照顧已做好安排。
周冠威是虔誠的基督徒，信仰給他力量行公義、好憐憫，說這些如今《國安法》下少有人再敢說的事。鐵達尼號上小提琴手拉奏的那首歌曲〈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是感傷的告別，但周冠威轉為走入痛苦，與港人同行。
我們在金馬獎公布入圍結果前採訪周冠威，以下是他的訪談內容：
拍攝《時代革命》的整個過程，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公開導演的名字？很多人說會有被拘捕的風險，勸我匿名。有一個晚上禱告，我問耶穌：我很害怕、很恐懼，應不應該署名來承擔責任？那晚我夢見小學老師，他曾經讚賞過我，他說：『周冠威，你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我在夢裡感到應該要負責任。夢裡，我跟小學老師、老婆、小孩在一起，周圍有好多警察圍繞，虎視眈眈要調查我們，但我們很平安，那一刻我決定公開我的名字。
未公開名字之前，我的恐懼大概有5分，公開之後是2分
我小時候很自卑，因為我語言能力比較差，英文講不好，會被人笑，講廣東話以外的語言會很自卑。那個老師的稱讚對我來說是建立自信心的第一步。
第二天我接受訪問，訪問完記者給我一封信，是他太太寫的，說很喜歡我的電影，叫我加油，書籤上寫著林榮基的話「我盡我本分」，這又是一個巧合。我夢見多年不見的小學老師，又收到這個書籤，我就決定公開我的名字，對這部紀錄片負責任。
未公開名字之前，我的恐懼大概有5分，公開之後大概是2分。之前好像有個祕密，會令人恐懼；但公開之後，我若被跟蹤、恐嚇一定會說出來，沒那麼多祕密就會平安很多。再來，我手上已經沒有這部電影的材料，所有版權、資料運離香港，所以我一身輕。
有人問我坎城消息公布之後有沒有人跟蹤我？我都沒有特別回頭看有沒有人跟蹤，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不自由。我選擇留在香港，如果繼續想著會發生不好的事，活在恐懼中，這不是我追求的事，也不值得，坦然無懼就是自由。如果被拘捕，不就讓全世界的人明明白白知道我是一個政治犯？我不會擔心萬一坐牢無法發聲，因為我想講的已經透過電影、訪問講了很多，這部片沒有旁白，我給他們一個平台發聲，有些人跟我想法相同，有些人不相同，這都沒有關係。香港本應該有言論自由，這是《基本法》所保障的紀錄片拍攝。
很多人很難理解，甚至會說這樣對家庭不負責任，應該要匿名、離開香港，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多點考慮。但我的固執是來自信仰，我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幸福，是公義、自由、愛，按《聖經》的教導才是對家人最負責任的作法，對小孩、太太最好的榜樣，不是移民去過幸福的生活。我27歲受洗，我的信仰是連死都不怕，會上天堂的！
太太很支持我的，她不會要我停止拍電影、賺點錢回來，從來沒說過。6歲的兒子很認同，我跟兒子說：「不論我坐不坐牢，耶穌都會保守我們。」他鼓勵我、叫我放心。我常帶他遊行，解釋給他聽，難過時也在他面前哭，擔心以後無法見面。但我很清楚，最重要的不是我的電影事業，不是我兒子、妻子，甚至不是我自己，最重要的是上帝那份愛。《時代革命》這部電影也是被神運用，若發生任何事情，我都會認為那是祂的計畫，被拘捕、更加危險的情況，我都願意。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屏除所有的身分，不是父母的子女、學生、男朋友，已經是一個沒有姓名的抗爭者
我經常跟兒子講這些，這是對他的心理準備，萬一有事發生，他才能承受。我跟兒子解釋：原來在香港拍紀錄片記錄真實，警方、政府可能都會拘捕爸爸，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做錯。6歲的小孩看到警察打人，怎會不明白是非對錯？小朋友沒有那麼多立場，對就對，錯就錯，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明白、接納，因為他們更單純。
我拍攝的一位示威者叫蛇仔，他說：當我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屏除所有的身分，不是父母的子女、學生、男朋友，當他走出來，就已經是一個沒有姓名的抗爭者。所有身分都不能高過公義、自由的價值，他說的話很打動我心，好像我內心最大價值的追求由他說出來了，甚至是喊出來的。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很年輕的學生，他在現場做勇武，都不是想打人，是想救人，幫忙一些來不及逃走的人。很多香港年輕人蒙著面，看起來很恐怖，但我知道他們除下面罩之後都很親切，不是全部，但很多都是這樣。
他還說，他不是很贊成「時代揀選了我們」這句話，是他們自己選擇走出來。我把這句話修改了一下，成為電影海報的口號：不是時代選擇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我跟被攝者之間有很大的信任，我不是只拍一、二次，是拍了好幾個月，做好幾次訪問。我會跟著不同前線的人，但不會干涉他們的決定，他們去哪裡抗爭我就跟著去。不同手足我都會見，請不同攝影師跟進，前後攝影師大約有十幾個。
手足蒙面，拍不到臉，也要拍到他們的心。所以我很重視訪問，很多勇武手足都做了起碼二次訪問，一次最少2個小時，有二個做了3次，加起來6個鐘頭的訪問。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勇氣，他們冒很大的風險那樣做，即使不認同他的行為，但他們的心我絕對認同，對美好願景、善良價值、對自由公義的追求。
有示威者曾經跟我說：「我為什麼給你拍？因為我希望被拘捕的時候可以被你拍到。」我心想：我不想拍到啊！他們認為，被攝影機拍其實也是保護，如果被捕那一刻有被拍到，法庭上有證據，比較不容易被誣告。很多手足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有攝影機拍，起碼可以讓人知道他們曾經存在，曾經做過這些事。其實這是很心酸的想法。我拍攝的受訪者，如今有人被捕，有人流亡到不同地方，我不敢太多聯絡，因為都有危險。
理大之後我很常做惡夢，夢到被警察打
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衝突我都在現場，我在理大二晚通宵，跟著一班示威者，也有不方便拍攝的時刻，因為他們情緒很激動，繼續拍攝不是很道義。有一次在理大飯堂，我一路拍攝的受訪者抱著我哭，說他出不去，也無法帶同伴出去，我也跟著他們一起哭，這個時候我無法拍，雖然紀錄片製作也許需要這些鏡頭，但我覺得有一個界線，人與人的關係可能比攝影紀錄更重要，他們需要一個出口，就找到我，我像局外人。他們不能跟其他同伴擁抱，因為擔心自己的的恐懼、痛苦傳染給其他人，這些時刻我就不會roll機了。
理大之後我很常做惡夢，夢到被警察打，有時候講起都會哭，但我希望不只是創傷，而是裡面產生出來的人性光輝我們可以感受到，成為以後的力量。
剪片的時候經常哭囉！看新聞的時候哭，祈禱的時候哭，聽音樂的時候哭，哭到我兒子都要笑：「爸爸你又哭啦？不要哭啦！」這是我面對這些際遇和壓力的反應，這樣比較健康。我在兒子、太太、合作夥伴面前都哭，有時候剪一剪，看著片段就哭，就停一停，哭一哭就好一點了，再回來繼續剪片。剪接剪了一年多，從2020年初到今年初，剪完做幾個月的後製、配樂，算是剪了很久，因為有很多footage，多到我忘了有幾個小時。
反送中運動已經沒人敢講了，傳媒也不報導，《蘋果日報》也沒了
在坎城影展放映《時代革命》之後，街上整天都會有人認出我，《十年》的時候沒這麼嚴重，任何地方，尤其市區，都會有人認得我，都會跟我說支持、加油，還有人說自己也是手足。他覺得2019年已經沒人講了，好像一個祕密、一種罪在心裡，國安法之後不能講這個創傷，是第二次的創傷，香港傳媒也不敢報導，敢講的《蘋果日報》也沒了。但他看到我拍紀錄片，願意講，他很感動，好像這個祕密被講出來，他甚至懷疑2019年是否有發生過？好像是假的，心理很扭曲，甚至會質疑自己，付出這麼多原來沒有價值。但我拍出來之後，他覺得有感受到一點安慰，最起碼可以講、可以紀錄，如果這部片可以肯定大家的付出的話，我已經很安慰了。
你說是不是我很政治？我一直都不是很政治的人，我第一次參與七一遊行是2003年，我1979年出生，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很晚的，也不是每年七一都上街。2009年我們爭取2012年的普選，政府官員說要「循序漸進」，我心想：你又騙我？我已經忍了十幾年，忍到真的忍不住，就寫了《十年》〈自焚者〉的初稿，但一直都沒有資金拍。2015年，《十年》的監製邀請我，雨傘運動之後，我就想：怎麼表達為香港犧牲更多呢？最激烈抗爭的犧牲是自焚，不同國家、歷史都出現過，台灣也有，如果香港也出現的話會怎樣？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自焚，我只是問香港人，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這個問題，2019年這場運動，香港人已經回答了，很多人願意站出來了，那我呢？我是做導演的，很想為香港出一份力，起碼可以記錄這些人，就拿起攝影機去現場拍攝了。
拍完《十年》之後陷入低潮，最後只好借錢維生、非常痛苦
拍完《十年》之後，我確實沒有中國的市場了，好像自己放棄一樣，確實是事業上的低潮。《十年》之後我有兩個劇本在找資金，一個一直都找不到，預算1,000萬港幣，第二個劇本規模小一點，600萬港幣，關於香港教育制度、中學生升學壓力、自殺的問題，有一個投資者願意投資，等了我一年，但我找不到有知名度的演員，有知名度的演員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願意跟我合作，最後答應的投資也撤走。這對我打擊很大，我當年推掉所有工作，專心籌備這部電影，最後只好借錢維生、非常痛苦，2015年到2019年的4年間，一路都拍不到戲。
香港也不是好的土壤，以香港本土為市場的電影超過一半都是賠錢的。最辛苦的時候也沒怎麼辦，就繼續寫劇本囉！這是我的本分，我不會放棄電影，也沒有才能做其他的工作。
我期待有些不會恐懼的人願意跟我合作
我目前在籌備一部愛情片，確實有一個投資者知道我拍《時代革命》就撤資了，不得不暫停，但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投資者，用正常的邏輯投資。這是無法強求的，有些人會恐懼，我期待有些不會恐懼的人願意跟我合作。
《十年》之後隔了5年才有《幻愛》，《時代革命》之後，不知道要隔多久，我希望有另一部《幻愛》。電影導演承受這樣的壓力是不正常的，但現實就是這樣恐怖。《十年》的5位導演沒有什麼機會拍長片，歐文傑也移民，我也有接到電話叫我們離開，說《十年》的導演會有危險，但我沒理，至少到現在還沒事，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