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以《玩笑》《生活在他方》《賦別曲》《笑忘書》等作品奠定文壇地位，1984年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拍成電影《布拉格的春天》後，更打開他的全球知名度。事實上，該片製片索爾薩恩茲原本想找與昆德拉熟識、來自捷克的《飛越杜鵑窩》導演米洛斯福曼執導，但因福曼當時家人都還在捷克，有所顧慮不便執導，才由美國導演菲利浦考夫曼接下重任。
米蘭昆德拉是1960年代捷克新浪潮電影背後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曾親自將他的小說處女作《玩笑》改編為電影劇本，為何後來卻對他的小說拍成電影如此抗拒？《布拉格的春天》編劇尚克洛德卡里耶爾回憶，當時他與昆德拉花數月時間討論修改法文劇本，昆德拉還特別多加幾句原著沒有的台詞。但後來劇本被片廠改成英文版拍攝時，並未與昆德拉討論。昆德拉的友人透露，他看了電影感到錯愕失望，不僅不喜歡電影，更由於他之所以聞名竟然是因為書被拍成電影，覺得當初不該這麼做，決定不再讓人將他的書改編成電影。
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李維則表示：「昆德拉的小說藝術就是在告訴我們，所有人物都是動態的，他們總是不斷改變，隨著每次閱讀，他們都不一樣，他們是昆德拉的哲學假設。可是小說拍成電影，假設卻因為一張臉而變成確定，某個偉大的男演員或女演員的臉，把自己的特徵借給了這個假設。」觀眾從此記得的都是丹尼爾戴路易斯和茱麗葉畢諾許，他們以他們的明星臉龐取代書中的托馬斯與特麗莎。
昆德拉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紅遍全球後，更因外界對他的作品過度政治化的解讀感到不耐，認為自己明明寫的是愛情故事，卻只被標籤為反共異議作家。「如果我寫了一個愛情故事，裡面有3行提到史達林，人們就會只討論那3行而忘了其他部分，或在其他部分裡尋找政治的暗示，把其他部分都只當成是政治的隱喻。」
早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的25年之前，昆德拉就開始構思故事，但當年他還沒準備好，結果完全搞砸了，只留下兩個主角特麗莎與托馬斯，以及一個重要的場景：托馬斯獨自看著窗外，對自己說出德國諺語Einmal ist keinmal. （一次算不得數，一次就是從來沒有。只能活一次，就像完全不曾活過。）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永遠無法驗證哪個決定才是對的，無法知道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是真的愛一個人，還是那只是愛的幻覺。這個哲學命題就這樣在他腦中纏繞了25年。
昆德拉表示，對他來說，角色所代表的主題比角色更早出現，一個角色的存在，只是為了讓他用來探索某個主題。例如特麗莎，是一個對自己身體感到尷尬的女子。他利用這個角色提問「什麼是身體？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身體？」而托馬斯在書中根本沒任何描述，讀者可以把托馬斯想像成任何樣子，他不必花費篇幅描述托馬斯，因為托馬斯這個角色與任何外在細節無關，只用來乘載他主要探討的存在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