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社運 抗爭衝前線
李嶽是國科會偏鄉交通平權調查小組專員。他每天早上6點開始接電話，幫地方居民預約，有司機請假還需幫忙開車。目前他正在對峨眉鄉進行調查，規劃幸福巴士的行經路線，但要經營並不容易，得找車、找營運的啟動資金。車需要人捐，而啟動資金需要一百多萬元。
李嶽曾經翻過立法院的圍牆二次。第一次是在太陽花前一年的7月，立法院開服貿公聽會，反服貿團體在大門口抗議，呼口號講訴求，就衝了。當時他閃過警察，迅速翻過圍牆一躍而下，「結果沒有人跟上，也沒有警察要理我。」遇到這種情況，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默默從側門離開。回到正門，「又翻一次，哈哈哈哈！」第二次，一翻過圍牆他就往立法院裡頭衝，「哇，一坨耶，大概有10個警察，我往他們身上衝，當然就被押起來了，警察說：『好了啦，不要進來啦，來這邊沒有用啦！』」
隔年，太陽花學運發生。當晚反服貿團體先在立法院旁抗議，後來翻圍牆占領了立法院。但李嶽那天不在，「我那天落跑，沒去，那時也沒人想過真的能衝進去。」當晚他收到消息，馬上搭晚間11點的末班客運從新竹前往台北支援，跟眾人一起進行組織分工，他當場控，試著把人群留在立法院周圍，讓警察無法清場，緊繃狀態下連續3天沒睡。
太陽花學運那年他大三，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他高中在圖書館讀了馬克思與共產黨宣言，深感震撼，因此決定大學要主修社會學。他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大一開始參加抗爭，苗栗大埔案、華光社區、反媒體壟斷、反漲學費、士林王家、國台辦來台，無役不與。
當社運學生，特別激烈的，就屬擋拆遷的場子。「真的是最硬的，大家想辦法拖延警察排除的速度，在室內用鐵鍊把自己跟樓梯綁起來，或是在很狹小的地方躺下，警察很難抬啊，火氣很大，記者又拍不到，就對你動手動腳。」有次他惹惱搬他的警察，「直接膝蓋下來頂我的肚子。」他形容那過程往往是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狀態，提起有一次抗爭過後，早上10點他一個人走在街上：「陽光普照，大家過自己的生活、走路、做生意，很奇幻的感覺，你明明經歷生死交關的事情，但是你走出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太陽花學運待在議場的那段日子，李嶽說印象深刻的回憶不多，他翻臉書找當時發的文章，一些事情說得瑣碎。深刻的，反而是屬於社運學生才有的感觸。「那幾年跑社運都有很孤單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邊緣、很少數，大家會說你很棒、加油，可是他們一樣過他們的。到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原來社會運動有這麼多人支持，這麼多人想參與這些議題，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
學運組織 宛如打選戰
自學運開始時就待在議場，以為他會講得熱血激昂，但沒有，李嶽憨厚的笑容中帶點寂寥。3月30日大遊行之後，他覺得無事可做，便離開台北回到學校，投入其他事務。雖然他很靠近決策圈，每天參與會議，但對他來說，太陽花學運並非他所熟悉的社會運動，感覺身處其中的自己，成了社會學所形容的、制度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組織很大、分工很明確，它更像在打一場選戰，我後來做政治工作後才意識到，那（太陽花學運）其實是一個競選總部，甚至是比競選總部更大的組織規模和運作方式。」
李嶽說，那種無事可做的感覺，對他影響很大。「做社會運動、做議題，落地這件事情很重要。」大學期間成天跑社運場子，時間久了，他對光是嘴巴講理論感到厭倦，於是畢業當兵，退伍以後，他先當了4年的新竹市議員助理，後來想做些過渡期的工作，女友到新竹峨眉鄉做地方創生，他便跟著去，在鄰近的苗栗縣南庄鄉做交通平權的專案人員，就這麼待到現在。
他說所謂的落地，就是人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耕耘。「以前搞運動，到處參加議題講座，到處跑，幫人家寫新聞稿什麼的，可是很空虛。我聽了很多很重要的議題，我知道什麼東西是正確的，什麼東西是該關心的，可是沒有做事。我現在做的工作，接觸到真的人，雖然事情很小，可是很扎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