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楊大慶的那天颱風剛過，多日溽熱的台北難得迎來涼涼的陰天，對這個位在頂樓的老舊房屋來說是難得的好日子。2009 年來台北唸大學到現在，楊大慶一直住在水源路的國宅區，「夏天非常熱，冬天非常冷」，一言蔽之。但一連住了 8 年，他也沒有想過搬離。
現在是自由接案攝影師的他，剛與哥哥楊大正結束滅火器樂團在日本的巡演、又接著在高雄完成廣告的拍攝工作，正處在「休息」期間，等著月底下一檔工作。楊大慶一個月實際的工作天數大概是十至十五天，雖然依照接案的狀況，收入會有大小月的差別，但平均可以到 5 萬元左右。對照這間與女友共同分擔租金 6500 元的房子，楊大慶並沒有付出太多成本在居住上。
「我其實沒有真正找過房子耶。」他說，「第一次租屋就是接朋友的房子，他要離開台北，我看了覺得不錯，有客廳、房間、浴室、獨立陽台，才 5000 元。」住了四年，大學畢業，楊大慶離開台北當兵，回來時原居處的對面又有朋友要搬離，他再度回到熟悉的地方。
「這裡屋齡至少有 50 年了，但我不太確定這些極端的狀況是因為老舊，還是本來就這樣⋯⋯。」楊大慶指的是天花板與剝落的牆壁，「房屋結構會掉下來，我住的上一戶，甚至還看得到鋼筋。」
一覺醒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間房子像海綿。夏天在家，即使開門窗還是非常熱，甚至比戶外更熱，不開冷氣的話不太能待在室內，所以我常跑到咖啡廳工作。冬天呢，在家裡還可以呼出白氣。」楊大慶說，「從今年開始，只要下雨超過三到五天，就會開始漏水，外頭下雨，屋內也在下小雨，冬天也一定要開除濕機。」
倘若租屋處只剩睡覺的功能，為了租金忍耐這些不方便聽起來合理許多。但楊大慶又說自己是個很宅的人，一個月大概有一半時間都在家，對比他所描述的居住狀況，為什麼還能在這裡住八年？他只默默地調侃自己，「對啊，我大概是有病吧。」
「每次身體狀況比較累，像是收工、喝醉酒回到家，爬五樓的樓梯，在樓梯間遇到一堆蟑螂，一打開家門熱氣迎面而來⋯⋯，心情確實沒那麼好。」楊大慶說，「不過嘛，睡一覺起來，又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變成一個失語的人
明明收入還算高，居住狀況不佳，楊大慶卻不會想把錢投資在居住上。有多餘的錢，他寧願出國去玩，就算想買房子，目前也完全沒有計畫，只覺得在高房價的社會裡，這是很遙遠的事。
這種得過且過、即時行樂的狀態，記者在訪談過程也有多位受訪者談到類似感受。從事社會運動工作的Ａ下了一個較精準的註解：「雖然（不存錢）會被大人罵，但薪水這麼低、工時又長、房子也不像他們那個年代那麼好買，社會上狗屁倒灶的事又那麼多。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翻轉的。這樣一想，就很難提起勁去規劃遠一點的事。」包括楊大慶在內，這些人對待自己的工作都非常認真，但現實的無力感，讓他們對未來不抱太大希望。
從居住的現況到對未來的規劃，楊大慶都是相當逆來順受的人，「但以前比較憤怒耶。」大學唸電影的楊大慶，會想著要翻轉話語權，也關心社會不公不義的事，「現在，憤怒還是在，但有一種說了也沒用的無力感，變得愈來愈沈默。」
他提到這個轉變是從三一八運動開始。當時他在當兵，「南部大多數的人，一看到報紙就罵這群人又在鬧什麼，這種聲音還是來自跟我同輩的人，這是很難接受的。尤其是跟你處在同一個世代、同一個階級的人，明明都被壓迫，不僅沒有意識到，還幫壓迫者講話，無力感真的太重了。」
就住到不能住為止吧
「就算有想過要換房，但這裡的租金太便宜，我的東西又很多，台北市套房最低要八千以上，而且都很小一間。可能我過去八年都住單獨一戶，很難想像把自己塞進那麼小的空間。」楊大慶說，「不過說到底，就是習慣了吧。就住到真的不能住再說吧。」
「這附近的房子，都在等都更吧。」楊大慶說，常常會見到公佈欄會有自辦都更的公告，但推了十幾年都推不太動，「這邊八成的人，多半都是住一輩子的老人家，我相信有能力搬走的人都搬走了。」
而這個老舊、租金又低的社區，就成為在高房價的台北一個另類的選擇。「住在這裡的人啊，都是一些『奇怪』的人。」楊大慶笑說。這個形容詞形容的也包括他自己，「音樂、電影相關產業，或是從事社運工作的人。就是沒什麼錢吧。」
如果不考慮現實的狀況，理想中在台北的租房，會是什麼樣子？楊大慶說，「至少交通方便，生活機能高。有自己的客廳、就算分租每個人也有獨立的房間、或許有個乾濕分離的浴室、能有個正常大小的廚房可以開伙就更好了⋯⋯」他愈講愈卑微，對居住的「正常」想像，可能要把預算提到很高才住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