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從事無家者工作的朱冠蓁來台北居住的第 5 間房子，就在萬華工作室的樓上。她是遊民社會企業「人生百味」的創辦人之一，現在與兩個同事一起將空蕩的頂樓隔成三間房間，頂樓的租金一人分擔 3500 元，加裝潢的費用一個月大約是 7500 元。雖然已是九月，但我們 3 人站在她的房間不過 5 分鐘，脖子上已可見汗珠流下。
從過往的租屋經驗，朱冠蓁曾經厭惡小空間、隔音不好的雅房，強調自己很「宅」的她也很在意空間的舒適感，但她卻說這個地方是至今最滿意的租屋處，「跟一群信任的人相處，我覺得很有安全感。在很有安全感的狀況下，就算是輕隔板的隔間也不那麼令人厭惡了。」
來台北的第一間房子，她選了離公司搭捷運只要一站的地方，不過是個「頂頂加」，是頂樓加蓋上面再加一層。整棟公寓裡，都是隔成小間小間的租屋套房。
「第一次租房子，會很在意一些生活的細節，例如採光夠不夠啊、浴室的水流大不大，而且我會租這間房子，是因為它有個窗台，超浪漫的耶！但明明窗戶打開是個防火巷。」她苦笑，「住進來才發現，連生存都很難，更遑論生活。」
在城市的狹縫苟且偷生
獨自生活的浪漫想像很快被打破。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輕隔版。」當時她的左右兩間住著就讀同一間學校的大學生，很愛打電動，甚至可以隔著朱冠蓁的房間互相對話。「同理，你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也會被聽見，所以講話都要很小聲、動作都要很輕。」
租屋處沒有飲水機，朱冠蓁買了很大的水壺，每天去公司裝水，還得算準時間進出茶水間，免去被發現的尷尬；而台北市的付費垃圾袋，就算是容積最小的，以她當時一人的套房生活，要塞滿拿去倒，也需要一、兩個禮拜，早就臭氣沖天，她就每天把垃圾塞在買早餐的小小袋子裡，上班路途中丟到路上的公用垃圾桶。
「那時候就覺得我好像小偷喔，在這個城市苟且偷生，偷竊某些資源生存的感覺。」朱冠蓁苦笑。
當時的她很難適應「北漂」的生活，嘗試搪塞了一些目標給自己。看身邊很多同學唸研究所，她便將出國進修當作下一階段的目標，開了日幣的戶頭，開始存錢。生活過得很省，幾乎都自己煮飯，在狹小的套房裡面，蹲在床邊，把廚具放在書桌上開伙，「禮拜五是唯一比較開心的日子，下班可以去買自助餐。」
「有一次禮拜五，我坐在床上吃東西的時候，眼睛飄到沒開的電視。它是老式的真空管電視，我在凸面的螢幕看見整個房間的縮影，跟自己縮在床上吃飯的樣子，我就崩潰了。」過不久，朱冠蓁便搬離那裡。
要很小心不要說出「回」台北
後來朱冠蓁因為三一八運動的啟蒙，開始了「人生百味」的創業，以社會設計改善街頭流浪者的生活，如捐贈剩食再共同煮食的「石頭湯」計畫、或將文創商品交給街賣者，試圖翻轉形象的「人生柑仔店」計畫。有了生死至交的夥伴們，加上認識愈來愈多有故事的人，「漸漸的，好像就被釘在這裡了。」
朱冠蓁房間東西不算多，即使空間只有三坪也不覺擁擠，但她立刻笑著說，「東西不多嗎？我最近已經開始在亂買書了！」她提到，來台北的前幾年，都還維持著幾個紙箱就能迅速搬走的狀態，也不敢買太多東西。
「我第一個買的傢俱是書架，當時真的想著『糟糕，要定下來了嗎』。後來搬到一間沒有附傢俱的空屋，搬進去的時候也會猶豫，傢俱要買塑膠的，丟了就算了；還是要買堅固、需要組裝的？在生活的選擇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就被釘在這裡了。」
相較於剛來台北的時候，她幾乎是一、兩個禮拜就回高雄，「現在媽媽都很難連絡到我，我也很少回家，這感覺還蠻特別的，一路上東西一直變多，尤其這一陣子回家的時候，媽媽會問我要不要帶什麼去台北，我說『沒關係，這個家裡有』的時候，彼此都會沈默一陣。」朱冠蓁苦笑，「我也會很小心，不要哪天脫口而出說要『回』台北。」
總有一天要離開台北
現在的她只要下樓就能到工作室，開啟一天的工作。她形容工作室像個「有機體」，除了固定工作的夥伴，隨時隨地都可能有不同的人來拜訪，留得太晚，也會在沙發上留宿。而現在的居住空間同時讓她得以隨時與喜歡的人相處、又能保有自己的空間，只要爬上樓、下樓，就能自由選擇。
「但就算我已經租過很多地方，漸漸好像可以在台北活得很好，我還是沒有一個對租房的『標準』，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下一步就是要離開這裡。」她篤定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