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漢強是金鐘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導演；2005年、當時不滿24歲的他以公視電視電影《請登入線實》，獲得金鐘獎最佳單元劇導演獎肯定。而他與電玩界也極有淵源，以《魔獸世界》機造影片聞名的團隊「AFK PL@YERS」，就是他與世新廣電的同學、學長一起組成；曾在2013年以「Just Another Morning」一片，拿下暴雪嘉年華的機造影片大賽亞軍。
拿過金鐘，也愛玩電玩；只是首次執導電影，就要改編全球知名的遊戲IP，徐漢強坦言壓力不小，「這兩年半，幾乎都是處在一個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精神緊繃的狀態。」身型原就削瘦、體重不滿50公斤的他，被監製李烈爆料拍片期間變得更瘦，「我本來就是一個腸胃不大好的人；就因為拍片、因為壓力大的關係，所以食慾會變得更少。」
壓力從何而來？他說自己是熱愛《返校》遊戲的玩家，從遊戲上市前半年就一直關注開發動態；拍攝團隊也都很喜歡原著，「大家都是抱著一個粉絲的心情、很謹慎在做。」所以他想要忠於原著，想要拍出遊戲傳達的價值，以及屬於台灣土地的這段歷史。
這部電影不但要過得了自己這一關、玩家這一關；最終，更要闖過台灣觀眾這一關。
用一年改寫劇本 要平衡鬼怪與現實
《返校》遊戲有優異的2D美術，恐怖氛圍也非常到位；但更吸引徐漢強的關鍵在於，「它是一個很少見、純台灣的故事；我所接觸到的遊戲裡，它也是第一個碰觸這個年代（民國50年代）及這個議題（白色恐怖）的故事。」
雖然遊戲原著就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故事架構，卻也無法直接就變成電影劇本使用，「它的完整比較是在於前提跟結尾。」徐漢強解釋，相較於頭尾，遊戲中段發展就是用「遊戲性」的方式在進行，包括像是解謎，或是探索不同的場景來拼湊回憶；如果要以電影呈現，「中間會怎樣發展，有太多的可能。」
「它可以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靈異校園鬼片，比較著重在類型（電影）上面；他也可以是一個超級文學、超級獨立、超級隱喻的藝術片，它其實有很多方向可以走。」徐漢強認為拿捏整個故事的平衡，變成了劇本改編最大的挑戰；記者詢問花了多少時間改編時，彷彿又喚起了他的夢魘一般：「天啊，快一年喔；就是一直改、一直改。」
徐漢強表示，電影最終版本是他們不斷嘗試、不斷修改後的平衡呈現；例如電影雖然仍維持了恐怖氛圍，但遊戲中的一些佛、道教元素，在電影中刪減許多。他再以角色「鬼差」為例，遊戲中鬼差是採用了傳統道教文化中的形象，戴著一個斗笠，手長腳長移動緩慢。但電影中的鬼差戴上了軍官帽，行動便捷，也不像是台灣民俗裡的鬼怪，更像是從女主角方芮欣的心理狀態所幻化而成的怪物。
「我們其實有試過，在（拍攝）前期的時候，把鬼怪設定成原本的那個斗笠怪，」但徐漢強直言這樣的設定，在遊戲中或許自然，但在電影似乎會讓觀眾覺得突兀，「不知道哪裡蹦出來的。」
「（電影）裡面的鬼怪形象長什麼樣子，或是道教元素要留多少，我們都希望跟故事主線是有關連的。」為此，拍攝團隊在鬼差的造型，或是電影中一些象徵符號的選擇上，經過了各種不同嘗試，「後來才決定說，應該是全部都要根據她（方芮欣）所看過的事情、她人生中所經歷過最可怕的一些事件，一種混合體。」
因此，電影中翠華中學出現的各種恐怖元素，都是從方芮欣或魏仲廷的經歷進行扭曲化。「很多橋段都是用這個邏輯在設定，我們還是從角色的經歷出發的。」徐漢強強調在遊戲中的元素要在電影呈現，都要通過一道檢驗，「就是這個東西在他們的經歷當中存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的話，我們就必須要轉個方式來用它。」
電影與遊戲不同 如實還原黨國象徵
《返校》遊戲的參考背景雖然是民國50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但開發團隊赤燭曾表示，這是一個架空的台灣，是一個在任何在政治壓迫下都可能發生的故事；遊戲中的翠華中學看不到國旗、銅像也不知道是誰的銅像，很多事件發生是用剪報帶過，保留玩家想像空間。
但在電影中，故事發生時間明確設定在民國51年，學校有國旗飛揚，學生齊聲唱國旗歌，禮堂高掛著國父遺像，牆上寫有檢舉匪諜的標語；甚至是憲兵進入校園、民宅抓人，監獄中刑求逼供的畫面也赤裸呈現，所有場景都依照那個時代的記憶還原。
如此清楚展現一些黨國體制的象徵符號，是想要挑戰什麼嗎？「其實這件事情沒有太多的考量，」徐漢強解釋，出發點還是在於遊戲與電影的不同。「當它是一個2D遊戲的時候，它本來那個曖昧性是可以在，就是很多東西不用做得太清楚；2D遊戲又是手繪風格，其實本來它就不用那麼寫實。」
「但是當你變成一個真人電影的時候，你要還原那個時代，該有的元素其實就自然而然就會在那裡。」徐漢強在拍《返校》前做過許多功課，研讀白色恐怖相關的書籍、電影，拜訪受難者；也走了一趟景美紀念園區，從白色恐怖展裡面找尋靈感，而園區內的軍事監獄遺跡，也成為了電影的場景之一。他所接觸的各種資料，都確實的展示了白色恐怖時代，各種黨國符號、標語存在於生活的每個場景；「而它（電影）也要有一個真實性在，才有辦法說服人。你想想看，如果我們拍到講台，然後沒有國旗，你就會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不是說我們要挑戰什麼東西，」他再強調一次。這些都是台灣這塊土地上曾存在過的，是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就是電影變得寫實化的時候，該有什麼就應該放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