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可能，收養絕對不能以學術研究為目的；收養動機必須是『組成家庭』，他（收養人）是真的要當他（周子飛）的父母。」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白麗芳指出，收養事件應將兒少最佳利益放在最高位，「針對每個孩子的狀況、需求不同，我們會優先考慮兒童利益，而不是說收養人有錢、有愛心、有社會地位，就適合收養每個孩子。」
白麗芳指出，若兒童成長於極端環境，收養人需要投注心力、長時間照顧，「孩子需要學習到什麼叫家庭？什麼是爸爸？什麼是媽媽？在這樣的情況下，能給孩子愈多時間的家庭，就愈適合。」
虐童案受害者普遍需要後續的療癒、教育，例如安排早療（早期療育）門診，甚至物理治療、語言治療等。白麗芳指出，台灣早療機制發展逐漸成熟，若這個年代有兒童被囚禁後獲救，會有更多專業人員介入協助，「例如：發展遲緩該怎麼教？更何況，他（周子飛）當年不是『發展遲緩』。他（獲救時）是『沒有發展』 ……，這種個案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療癒，但一定會有進步。」
周子飛當年被養父戴浙收養後，直接被安排進入幼稚園、小學就讀。如何看待這種「治療方式」？對此白麗芳直言：「直接把孩子塞進學校，現在的做法不可能這樣，一定是漸進式、安全的方式，讓兒童熟悉環境、學習與外界溝通，慢慢進步，經過評估之後，再逐漸進入小型團體、大型團體生活，孩子就不會那麼挫敗。」她也感嘆周子飛一路顛簸成長，「長到現在這樣很了不起了 ……，但過程實在太辛苦了！」
收養制度多項重大變革 早年僅有「契約制」
1986年3月29日，警方從囚屋裡救出周子飛，家扶中心隨後介入周子飛案，時任桃園家扶中心主任林平烘受訪時回憶，當時社工建議應暫緩戴浙的收養案，但據本刊調查，當時不過短短幾個月，戴浙就完成了收養。
談起台灣的收養制度沿革，白麗芳說：「那個年份，根本連社工評估調查報告的機制都沒有。」早期台灣的收出養制度並不完備，類似於純粹的「契約制」，在這種制度下，「你可以想像，會有（人口）買賣，會有出養方其實很弱勢、搞不清楚別人要如何對待你孩子，人家給你一筆錢，你就讓人抱走孩子。」
她看過光怪陸離的收養案，「很多人根本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收養，有的是家有身心障礙孩子，擔心老了沒人照顧孩子，所以收養一個孩子來照顧親生的孩子；或是長輩會強迫有孩子的一房，將孩子過戶給另外一房...很多人會利用收出養，做各式各樣奇怪的安排。」
1985年，《民法》修正規定「收養子女應聲請法院認可」，在這之前， 僅須收出養雙方合意訂定書面契約，即可到戶政機關自行辦理收養登記。修法後，收養行為由「契約制」改為「認可制」，除當事人合意成立書面契約，必須向法院聲請認可。
1992到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法通過，法院應將案子委由社工調查評估，「社工會寫一個調查報告給法院，法院再參考社工報告，決定要不要通過（收養案）。」白麗芳指出，相關法規陸續納入收養人財力證明、調查收養動幾等；2003年，《兒童及少年權利與福利保障法》納入出養必要性的調查，意即，法院認可收養案件前，必須調查有無出養必要性，在有出養必要性的前提下，才會進一步評估收養人的適當性。此外，裁定收養後，於法必須追蹤三年；全國各地陸續成立收出養中心，保存資料。白麗芳強調：「被收養的孩子有權利知道身世。」
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公布實施，規範禁止私下收養。「大家私下抱來抱去、約定來約定去，雖然有法院認可、社工調查，但很多事實已經發生了。」她強調，應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此後收養一律透過機構安排，不能再「私底下約定」。收養機構如今會評估收養人的收養動機、收養後的計畫，諸如「孩子有困難，你要如何協助？」「你會和孩子談身世嗎？」
「現在（收養案）等那麼久，是有脈絡的，」白麗芳如今常聽到許多想收養孩子的大人抱怨，收養制度為什麼這麼麻煩？「案子出來了，你就會發現，（規範）是真的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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