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劍青檢改聲明全文：
一、人民參與法庭，核心精神在「尊重與參與」
國民法官法之理念，乃邀請人民直接參與法庭，核心精神在「尊重與參與」。對於尊重，不是只尊重坐在台上的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也應當尊重所有參與訴訟活動的主體，包括：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被害人、證人、鑑定人、沒收參加人等等。尊重的具體表現，就是理解各方的主體性，在法庭席位上給予適當配置的參與感。絕不是只尊重法檯上的法官座位，法檯下一干人等任意安排，反正有座位就好。
二、司法院對於訴訟參與人之席位，錯誤配置且明顯不當
司法院原本在前（2020）年3月19日公布修正之「法庭席位布置規則」，將「被害人及訴訟參與人」獨立設置一席在審判活動區，彰顯被害人在法庭上特殊的重要性與獨立性，堪屬正確。然而，司法院去（2021）年10月19日，竟片面修正「法庭席位布置規則」，未與各方協商，逕自依其想像重新規劃，將「被害人」席位挪移至公訴檢察官席位的後方，變成檢察官後方第二排，毫不尊重檢察官及犯罪被害人團體，也將「沒收參與人」挪至辯護律師的後方，變成其後方第二排。此種毫不尊重的做法，不僅導致空間錯誤配置，有害訴訟參與，而且前後二排作法，叫被害人或告訴人(遺屬)去後排坐著，更是舉世所無，可謂司法院兄弟之獨創，籲請回頭是岸。
三、被害人（或告訴人）之席位應該獨立尊重
2020年1月8日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列「被害人參與訴訟制度」，容許被害人在法律允許情況下，能夠行使部分訴訟權利。2021年7月司法院公布第805號大法官解釋文更闡明：「犯罪被害人（含少年事件被害人），其依法享有訴訟上一定地位或權利時，於程序上雖非當事人，但仍屬重要關係人，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其於法院程序進行中，即應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犯罪被害人（含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權利，乃被害人程序參與權所保障之基本內涵，為法院應遵循之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自應受憲法之保障」，明白肯認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儘管司法院於109年《刑事訴訟法》修法過程，未能提供被害人如德國程序法之完整訴訟權利，現在又片面將其法庭席位丟到外環之後排，既不尊重，更阻礙空間參與，實與前揭大法官解釋文精神相互違背。尤其在殺人案件，被害人包括死者的遺屬，他們才是整個法庭活動中最痛苦，也最想見證正義，最想跟法官們說話的人，他們才是最應該獲得尊重與參與的人。目前司法院的法庭配置，從未尊重被害人，應該儘速重新調整更正。
四、司法院「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就可以坐在一起」空間邏輯錯誤，請獨立分桌
國民法官的新法庭內，所有訴訟參與人都是主角，每個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立場，會表現不同的態度，構築出整個事件的面貌。被害人（或告訴人）作為受害一方，立場固然與被告相對立；檢察官作為控訴被告之一方，立場原則上也和被告相對立。但這並不代表，檢察官和被害人(或告訴人)的立場就會完全相互一致。司法院只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坐在一起」，把告訴人排在檢察官區域之後排，實屬重大邏輯錯誤。檢察官於訴訟法上具有客觀中立之角色，在殺人案件中更可能論及：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精神抗辯或監護與否、死刑或量刑輕重，而可能與告訴人的主張不完全一致。 告訴人坐在檢察官區域內，且為後排，無從陳述意見或反映表情，甚至讓國民法官誤認完全依附於公訴檢察官。
辯護律師區域後方第二排是沒收參加人，又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坐在一起」的一例錯誤，簡直像是威權老師恣意指派小學生，誰跟誰就坐一起。犯罪不法所得仍在被告手中，或是流向第三人手中，可能是被告與沒收參加人之間的零和。如果第三人主張該筆財產是其自己所有，不應該沒收，那法院可能要回頭宣告沒收被告的資產。他們兩人立場可能嚴重相反，卻坐在辯護律師和被告區域，當起「背後靈」，法庭衝突時如何處理？難道司法院認為，反正檢察官要主張沒收被告財產，如果不成，也是會主張沒收第三人財產，既然「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乾脆坐在一起。這樣的席位安排只重表面，實際上毫無邏輯，甚至不尊重人。
五、請司法院揚棄威權家父長心態，尊重每個角色的主體性與參與感
國民法官法庭之空間席位安排，應當尊重每個訴訟參與者的主體性，更讓其享有實質的參與感。空間規劃上，不應只專注於法檯上盤踞高坐之法官，更應兼顧法檯下每一個人的感受。更不應該安排自己高高在上，坐好坐滿一排，對於檯下之人則恣意安排，認為反正有位子坐就可以。如此心態，如何體現全民參與審判之「尊重與參與」。
本會建議，被害人或告訴人之席位桌，理當獨立及尊重：應回到前（2020）年3月19日公布修正之「法庭席位布置規則」版本，提供獨立之席位；或者，更改調整至目前內環的獨立證人席位（因為目前證人席位設有兩個區域，實務開庭時未必證人一次全員到齊坐滿）。本會籲請司法院，明年國民法官上路，諸事待舉，固然備極辛勞，然若欲獲致各方積極支持，不在文宣廣告，而在真誠的「尊重與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