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件在當時震驚了世界。在走過了如余英時所說的「中國人最沒恐懼的七個星期」後，中國像是鐘擺一樣，從言論的大鳴大放快速而全面地擺向壓抑與沉默。
中國政權到底屠殺了多少人？誰應該為屠殺負責？究責的層級應該到哪裡？真相到底是什麼？應不應該公開？這些就是人們所說的轉型正義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不會出現在中共政權內部，他們每年到這個時候都像如臨大敵一般進行言論及思想上的封鎖。任何跟六四扯上邊的意象都會被屏蔽，連直播節目中出現坦克車造型的蛋糕都會被硬生生地中斷。一個政權會被嚇成這樣實在可悲又可笑。
現階段，要中共誠實面對六四實在是緣木求魚，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必須有其他人幫他們記得。這是一場關於記憶的鬥爭，當有些人千方百計要抹去它，就必須有另外一群人千方百計要記得它。香港每年在維園所舉行的晚會就是一個例子，不過，這個「傳統」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控制，今年也不復存在。未來是否會復辦，恐怕沒人說得準。除了香港之外，幫中共記得他們曾經屠殺過人民的責任應該是落在台灣人身上。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六四也逐漸消失在台灣的民間記憶中。
每一年的這個時候，台灣檯面上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會「應景」般地提一下六四。這是好事，不過，我們也注意到一個事實，這些政治人物提六四的方法已經逐漸改變。六四本身的記憶逐漸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對現狀的解釋與政治攻防。
比如說，蔡英文今年的六四文稿，真正關於六四的只有兩段，而且不痛不癢。她花了更多時間在談防疫，也就是藉著六四來為自己的防疫政策及民主現況做辯護。前總統馬英九在淡化六四這件事上也不遑多讓，他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也提到了現在的民進黨政府。他認為現在的台灣「逐漸墮入不自由的民主」，也就是說，馬前總統在六四這天寫那篇文稿的用意，與其說是談那場屠殺，不如說是藉著那場屠殺來譴責今日的台灣政府。
六四就這樣逐漸消失中。它同時消失在中國，消失在香港，也消失在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