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它是如此困難，所有政府在面對各式各樣的衝擊時，一段時間下來便自然地發展出一套通行的原則或模式。政府利用這個原則來做每天的政治攻防，它是捍衛政權者與挑戰政權者之間的戰略較勁。
民進黨也不例外。蔡英文總統執政6年多來，從早期的跌跌撞撞到今天的模式確立。現在，民進黨政府遇到所有事件，一個普遍通行的模式便是套用敵我意識，先假定反對意見來者不善，背後有政治動機，然後站定位置，向對立面發動反擊。
這樣的模式最大的方便，便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會警覺，然後自動進入攻擊或防守模式。不過，這種模式也有它的風險，它最大的風險來自於，一旦事情的演變超過原先敵我區辨能適用的範圍，政權往往因為先前的敵我設定而灰頭土臉。
比如說，之前吵了幾個禮拜的林智堅論文案，林智堅陣營的回應方式是：台大社科院院長蘇宏達是藍的，所以必須迴避。問題是這種敵我區辨一旦驅動便很難中途折返，這就是為什麼當台大學倫會做出決議後，整個民進黨反應不過來，依然沿用一開始的區辨，全黨挺林智堅一人。這種區辨一直持續到他們發現，被打成對立面的恐怕不是蘇宏達一人，而是整個台大、學術界、甚至年輕世代時，林智堅才被換掉，整個黨難看至極。
這種區辨敵我集其大成者，便是這幾天吵得最凶的《數位中介法》。這個法其實是因應網路上源源不絕的假消息而生，它是整個民主防衛體系的一環。換句話說，蔡政權假定假消息來者不善，它是對政府的全面性攻擊，政府必須提出反制措施。蔡政府上台後一直對假消息這件事情耿耿於懷，事實上，他們也必須耿耿於懷，因為台灣被境外假消息攻擊的情況非常嚴重。不要忘了，連我們現任國安會祕書長都是念法律的，由此可見，蔡政府的確是想從法律層面修法、立法來杜絕假消息。畢竟，對台灣而言，這攸關民主的鞏固與中國的滲透。
不過，這樣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法律卻出師未捷。為什麼？理由很簡單，除了與言論自由的界線難分之外，也因為之前動用了太多奇怪的敵我區辨，以至於真的必須確立敵我區辨的時候，社會大眾反而反感。小事疑神疑鬼，大事停滯不前，這才是台灣真正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