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不給親 他就要去疼別人
「我媽從不來看我表演，我也從來不跟她提朱教練的事。我現在願意說，是因為先生很支持。」Jenny來自單親家庭，幼時曾接到房東來電催房租，媽媽繳不出錢，要她謊稱家裡沒大人。她小學開始走陣頭，每次賺500元；國中每回出陣賺1,800元，月領1萬8,000元，過年還曾領5,000元獎金。她告訴東方老師，想多走陣，能多拿錢給媽媽，朱瑞祥因此得知她家境困頓。
有一回，Jenny練前空翻導致腰傷，朱瑞祥主動說要幫她「喬」，「我們在小房間整骨，第一次正常。有一次我穿連身舞衣，他叫我脫掉，還要幫我脫，我覺得怪，但把舞衣脫掉、蓋住胸部。他從腰按到上背，有時碰胸部外側，有次差點摸到奶頭，我超怕。」「還有一次，朱教練說要幫我看腿，我說不用，但他一直說『沒關係我幫妳看一下』，然後就一直按，還摸到我下體。」
「我國三時，牙醫評估我需要戴牙套，要花12萬元。我和東方的一個女老師閒聊，被朱教練聽見，朱教練說：『好啦，我幫妳出啦。』女老師說：『還不快跟教練謝謝？』那天上課到一半，朱教練把我叫出去說：『我幫妳出牙套錢，妳都不用表示一下喔？』然後教練要我親他一下，我說不要，他就把我臉抓去親，我強力撇頭，才沒被親到嘴巴。」
「我跟女老師說這件事，她恥笑我：『教練不可能喜歡妳。他只是把妳當小孩。』」Jenny此後不斷遭朱瑞祥刁難，「朱教練說，別人都很聽話，就我不聽話，如果我再不聽話，他就要去疼別人、就不幫我出牙套費用。我說：『好。』」15歲的Jenny不願再忍，離開東方。
不配合肉償 找人去學校堵我
升大學那年，王曉琪考上外縣市學校，要繳學費、住宿費，急需用錢。她回憶：「我高中就申請助學貸款，也到處打工。升大一時，聽台南同學說，跟朱瑞祥借錢，他都願意借，於是我跟他借2萬元。他見面後卻說：『好啊，那妳要用身體償還，一次5,000元，需配合4次。』」
「我覺得 『蛤？我沒有要這樣耶！』我覺得這是正常借貸關係，如果想要性行為，教練可以找別人。」王曉琪勇敢回絕了，「結果，朱教練翻臉，叫我最好趕快還錢，否則他知道我念的大學，要找人去學校堵我。」驚懼之下，王曉琪立刻還清2萬元。
「我身為媽媽，當然希望追訴期再拉長，但如何拉長？拉多長？法界意見至今分歧。」陳培瑜指出，目前，《刑法》對性侵不滿14歲兒少的追訴時效是20年，但以東方案為例，許多個案已過追訴期，「朱教練案算是兒少性剝削。近年網路數位犯罪頻仍，未來相關案件只會增加。從立法角度，相關案件追訴期的討論應該被正視。」
陳培瑜觀察：「許多孩子處於經濟弱勢，原生家庭系統可能也不被社區和學校信任、支持，一旦孩子出事，就算說出來，也可能不被信任、採納。以經濟作為控制手段，最大傷害在於，控制者得以不斷強化這些孩子原本的弱勢狀態，讓他們更難翻身、更不願相信自己有機會站起來。」
陳培瑜指出，許多兒少性剝削案件之所以發生，是因某些握有權力與經濟資源者，對弱勢家庭施以經濟控制，遂行剝削目的，「這固然令人噁心，但大眾更應注意，許多脆弱家庭、社區支持系統，會被這樣的剝削事件摧毀，連帶摧毀兒少身心與家庭信心系統。我們應建立良好家庭教育支持系統，而不是每次都等脆弱家庭出事了，警政、衛福系統才介入。」
「大部分家長都會跟小孩說『要聽老師的話』，隱約灌輸一個價值：老師都是對的、是值得信任的，甚至是要討好的對象。」處理校園性侵案超過20年的張萍觀察，校園內的兒少性剝削，常見加害人得逞後，贈與被害人手機、飾物、電子辭典，「此舉是在掩飾犯罪行為，但對兒少來說，會覺得雖然老師有些行為奇怪，但『老師是喜歡我的』、『我是被肯定的』，因此沒有求救。」
東方藝術團雖非正規教育機構，但總教練與團員的關係，類似前述權力關係。張萍分析，朱瑞祥之於團員，本質是權力操控，「差別在於，用什麼方式去操控？朱瑞祥提供了工作機會，對經濟困難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他是教練，又是管理者，團員能不能上台表演、有沒有收入，生殺大權都在他手上。而我們的學校教育被升學主義掌控，從來不曾教學生如何辨識、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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