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傳統布農族家庭，全家人每到假日就一起下田，國中時爸爸轉做外燴，所有孩子跟著凌晨3點起床，下午4點收工。「小時候很羨慕同學，他們的兒時記憶能有『玩』這個字，可是我小時候記得的就是種木瓜、種辣椒、種水田，到國中也沒有假日，都去幫忙家裡辦桌了，就連過年團圓飯，也要初四之後才有可能吃。」
雖然童年被父母的外燴事業偷走，但難得快樂的回憶，也與辦桌有關，周文軍最喜歡每次上菜前，全家人一起在後面圍著吃媽媽煮的大鍋麵，「辦桌很熱很累，叫便當也吃不下，但媽媽喜歡把五花肉乾炒爆香後，再加大量的水調味，她煮的麵總讓人胃口大開。」
自周文軍有記憶以來，父親雖然是村長，對部落的事熱心又健談，在家卻嚴肅寡言，生活中的大小細節都嚴格：出門不能穿拖鞋、衣服一定要紮進褲子繫皮帶、晚上8點已是門禁。最常對孩子講的話是「造反啦！欠揍啊！」有次父親要周文軍整理100米的水管，甚至搬了張椅子在一旁監督。「他的高壓政策下我根本不敢回嘴，而且那時候還小，不知道什麼叫討厭爸爸，都一直壓抑在心裡。」
周文軍16歲到花蓮市讀高職餐飲科，雖延續爸爸的廚師志業，卻一點也不想留在家幫忙。花蓮市還不夠遠，建教合作時他選了更遠的台北，「以前爸爸媽媽很囉嗦、管太嚴了，就會很嚮往去北部工作，而且哪個年輕人不會想往台北跑。」他在信義區的鐵板燒餐廳，一待就是7年。
異鄉生活久了也會疲乏，他升遷、存錢，卻再也無法從大城市得到新鮮和滿足。有次母親在他上班前打電話來，「我老媽子用族語說：『最近天氣冷了，要懂得照顧自己，在外工作要省吃儉用。』我很不耐煩地說好啦知道了，結果一掛電話眼淚就掉下來，」自責對媽媽的敷衍態度。
當年為了脫離父母離開花蓮，12年前再回來，是為照顧身體變差的他們。一向嚴厲的父親，離世前一晚竟用柔和的語氣，問兒子可不可以幫他洗澡。「他以前脾氣很硬的喔，那天竟然用『請』的欸，問我可不可以！」隔天再見到父親時，已是他闔眼的樣貌，母親在父親走後2個月也病逝。他笑著說自己並不遺憾，還好他人不在異鄉，能陪父母走最後一段路，笑紋上滑出幾滴淚。
父母過世後，周文軍失去了回鄉的目的，喝酒度日。有次，一群大學生想來跟部落青年文化交流，周文軍作為代表之一，卻無法回答學生們提出與原住民相關的問題，「小時候只是很習慣每年4月要參加打耳祭，卻不清楚祭典的意義。」他想起父親對部落的付出，連臨走最後一件交代的事都是：部落的草砍完了沒？再對比自己對文化根源的疏遠。他開始帶著酒、檳榔跟小菜，到處拜訪老人家，學古調跟族語。
對布農文化越了解，他越想介紹給大家，於是邀請部落國高中生組成歌唱團體「布農女孩」，當他們的經紀人四處巡演；定期舉辦部落小旅行，讓人們直接進到部落跟耆老們聊天，「本來我們部落是比較封閉的，布農族是個很木訥的民族，以前只有在祭典時才會唱傳統歌謠，可是現在我帶一些旅人去串門子，老人家們就會自由發揮了，也是每次從講故事中重新認識自己。」
辦桌的紅色圓桌一度靜置在倉庫裡積塵，他曾和兄姊們討論過是否要放棄，可是鄰近幾個部落，婚喪喜慶都有人來找周家辦桌，他才想清楚，就算辦桌不為自己，也是要延續父母對部落的付出，更何況，只要說一句辦桌，哥哥姊姊就會二話不說聚在一塊。這幾年辦桌，他除了延續爸爸的好味道，還熱衷於融入有布農特色的食材：芋頭披薩、山豬肉焗烤、過貓蝦鬆，或像這道午餐，沿用母親習慣的做法，用山豬肉炒香，再以小米製成奶油南瓜燉飯。
問辦桌超過20年的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什麼？他說是一個部落婦女抱著他哭，說：「你們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兄弟姊妹感情還是這麼要好。」他雖戲謔地笑說，那位婦女一定是喝醉了，但也再清楚不過，是那一張張紅色圓桌匯聚起他跟哥哥姊姊的向心力。今年的過年，這家布農總舖師一樣沒能在除夕夜吃團圓飯，「但是全家一起像小時候那樣在廚房準備，身體再累，都會很有動力。」以往的怨言，如今成為與天上父母團圓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