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翔笑說，「我特別喜歡聽朋友的感情經歷，有些人一直覺得我很好，碰到感情問題時都願意陪他們聊一個下午，還有女性朋友說『我男朋友都不願意聽我講我的煩惱。』這時我會對她們說『當然呀，妳男朋友覺得這是浪費時間；但對我來說，這是我的工作。』我很感謝這些願意和我說心事的朋友。」
不過彭浩翔強調改編要有技巧，他會把朋友的故事改頭換面，或把幾個人的不同經歷結合一起，拍出新的版本，甚至連當事人都看不出來。他比喻：「朋友的經歷，不可以百分之百搬過去，要重新提煉。好像在葡萄變成紅酒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過程。不能直接把葡萄拿來賣，要把它釀造成紅酒。」
釀酒需要等待，彭浩翔從蒐集素材到完成劇本，同樣也要花時間、等待恰當時機派上用場。「有些事可能是十年前聽來的，只有一小段很有趣，可是不夠變成一個故事，我會一直把它放著，思考到底如何把它變成完整的劇本？」
彭浩翔以20幾年前聽警察爸爸說的真實事件為例。那時有批警察要逼黑社會混混講供詞，混混始終不講，大家想到一個方法：凌晨時，幾個警察戴上蛙鏡、穿上蛙鞋，扮成蛙人衝進囚房揍那個混混，「爸爸說，這樣揍完之後，即使犯人告訴法官半夜被打，法官問『什麼情況被打？』他回『有一群蛙人衝進來打我。』法官聽了也不會相信。」
當時彭浩翔覺得這件事充滿畫面、也很有趣，但不知道可以怎樣發展。「我一直在想，這事情代表什麼？後來發現，裡面有個象徵。原來有些事情荒謬到一個程度，全世界都不會相信，卻不代表這事情不存在。」因彭浩翔發現這個象徵，開始從荒謬卻真實的主題出發，也把「蛙人集體打人」的回憶放入他的電影《出埃及記》。拍完電影，他告訴爸爸這件事，連爸爸都忘記曾對他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