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粉專引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愛情只有當它是自由自在時，才會葉茂花繁。認為愛情是某種義務的思想只能置愛情於死地。」強調刑罰雖然有一定程度嚇阻通姦的作用，可以維護婚姻忠誠，但性事上的忠誠義務並非婚姻的全貌，維持婚姻更多靠的是配偶間努力相互溝通、理解，而違反忠誠義務雖然可能危害、破壞親密關係，但不絕對影響婚姻存續。
因此，用刑罰處罰通姦，對避免婚姻崩解，也就是對維護婚姻制度或個別婚姻關係來說，其實效果是比較低的。無論通姦罪有沒有違憲，婚姻破滅的導火線更可能是因為個性不合、缺乏溝通或生活習慣的不同，如果不想努力經營，只想仰賴刑罰來填補感情的裂痕，婚姻最終仍可能毀滅。
通姦除罪化目前是各國趨勢，也是性別意識提升的重要指標，日本於1947年便將通姦除罪化，歐洲各國自1960年代也逐漸將通姦行為除罪。與我國同處東亞文化圈的韓國，2015年由憲法法院宣告通姦違憲後，整體離婚並沒有飆升，反而微幅下降。韓國自2010年至2014年離婚率為2.3℅，自2015年通姦違憲後，2015年至2018年離婚率為2.1℅，由此可證，韓國廢除通姦罪後，婚姻家庭似乎也沒有因此崩解。
司法院粉專強調，大法官肯定約束婚姻忠誠的正當性，沒有鼓勵通姦，因為婚姻受憲法保障，大法官認為，國家可以立法約束婚姻忠誠，來維護婚姻。所以其實大法官認為《刑法》239條制裁通姦，是要約束配偶互負忠誠義務，來維護婚姻制度跟個別婚姻存續，大法官宣告違憲的主因，是通姦罪規定對性自主權、隱私權等帶來的損害，遠大於可以實現的公益。
司法院粉專指出，幾乎沒有人因為通姦罪被關，而都是繳納罰金，因為《刑法》239條通姦罪，是最重本刑1年的輕罪，依照刑法規定，如果判刑宣告在6個月以下，是可以易科罰金的，而從2000年到2019年這10多年來，在一審通姦罪成罪的3,165人中，只有2個人被判刑超過6個月，因此實際上高達99.94%的判決是得易科罰金，繳錢給國庫。
司法院粉專指出，受害配偶仍受到民事法律的保障，通姦罪雖然違憲，但不代表以後就可以無法無天，通姦配偶仍受到《民法》的限制，如果有通姦行為，仍可能因為違反婚姻中的忠誠義務，而必須以金錢賠償受害配偶。
而通姦除罪，是要避免《刑法》過度介入婚姻，回歸民事法來保障婚姻家庭，《民法》歷來有關刪除冠夫姓、從夫居，或夫妻財產制等修正，還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家事事件法》的逐步完善，就是希望讓婚姻雙方更加平等，弱勢配偶能獲得更周全的保障。
大法官也指出，隨著社會跟各國的發展，在婚姻之中，個人人格自主的重要性已更受肯定，婚姻的社會功能則逐漸相對化，此外，之前在554號解釋後，《憲法》的權利保障都持續加廣、加深，像是承認隱私權也受憲法保障，就是最好的例子。
司法院粉專指出，大法官考量到這些變遷，認為應該與時俱進，有必要重新審查通姦罪規定的合憲性，且大法官其實正面肯定婚姻、家庭受憲法保障，大法官解釋裡強調，婚姻讓配偶在精神、感情跟物質上互相扶持，還有維護人倫、性別平等、養育子女等各種社會功能，因此是家庭與社會形成、發展的基礎，受憲法保障。
另一方面，大法官也肯認婚姻自由是憲法權利，所以一個人是否、跟誰結婚、兩願離婚以及跟配偶一起經營婚姻關係（如配偶間親密關係、經濟關係及生活方式）的權利，也都受到憲法保障。
至於大法官宣告通姦罪違憲，是因通姦罪無法通過《憲法》比例原則的檢驗，大法官指出，刑法是最後手段，原則上應限於處理侵害公益、反社會的行為。但隨著婚姻在社會功能上的相對化，而且婚姻的基礎在於兩個人的感情，通姦行為雖然傷害了對方的感情跟期待，但還不至於明顯損害公益。所以用刑罰來嚇阻通姦，必要性存疑，可以實現的公益程度也不大。
此外，通姦罪堪稱嚴重干預了攸關人格自由的性自主權，而且通姦多發生在私密空間，所以發現、追訴、審判的過程，等於讓國家刑罰權力長驅直入人民的臥室，嚴重侵害了人民的隱私權。所以行為人所受的不利益相當重大，因此兩相權衡之下，通姦罪規定導致的損害，顯然大於所要維護的利益，不符合比例原則，大法官因此宣告違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