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弱勢群居也會發展出互助精神。謝姓社工回憶，住民常會互相幫忙，行動不便的阿文常識豐富，經常是其他住民諮詢的對象，「戴伯像阿文的腳，阿文像戴伯的腦，所以他們說要住一起，讓我很感動。」崔媽媽基金會的吳姓社工為戴伯、阿文、阿坤等4位住民，合租1層公寓，補貼租金和押金，她形容：「他們的房間比原本至少大5倍，沒有誇張。」戴伯說：「以前皮膚會長一粒一粒的，會癢、抓了就破，現在都好了。」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規範的「基本居住水準」，獨居者最小空間應達3.95坪，且須具備大便器、洗面盆及浴缸或淋浴等3項衛浴設備。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彭揚凱直言：「我國法規很簡陋，只規定居住面積，通風、採光、安全都沒規範，問題是不符居住水準，也沒有對應政策處理。」
事實上，居住品質從來不是這群住民的優先考量，因為租屋市場上，節節高漲的租金和租屋歧視早將他們排擠在外。王浩認為：「台北隨便租套房至少1萬元，他們租不起；就算他們租得起，房東也不願租給底層的老殘病窮，萬一在裡面掛掉怎麼辦？」
吳姓社工坦言：「我幫他們找租屋1個多月，至少被拒絕十幾次。他們福利補助不多，只能找一人3、4千元的房子，這邊租金2萬元，補助7,200元，剩下的4人協調分攤。」租屋歧視是無形的壓力，吳姓社工堅持不讓我們探視住民的新居，深恐房東發現租給弱勢，就不願再出租。
黑市猖獗 政策有瑕疵
這反映出台灣租屋黑市的問題。彭揚凱說：「當租屋市場8成地下化，政府就不知道誰在租房子？房子在哪？所以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等個案曝光再補救，永遠見樹不見林。像我們那麼多違建，為何不拆？因為拆了，政府也沒能力安置居民。」
目前政府扶助弱勢租屋有3大政策：租金補貼、社會住宅和包租代管。但租屋黑市下，房東為規避租屋重稅，往往不准房客申報租金補貼；而社宅僅提供3成比例給弱勢者，供不應求，且財務需自給自足，導致租金過高。包租代管則是藉減稅優惠，鼓勵房東將房屋交給業者招租，再以折扣價格轉租符合資格的民眾，並代為管理。馮麗芳指出：「包租代管有為我們開拓屋源，但半數業者拒絕社工看屋，他們覺得弱勢有風險，很麻煩。」政府友善弱勢的居住政策，卻排擠真正的弱勢。
彭揚凱總結，南港貨櫃屋案的根源是人的需求，底層需要租得起的房子，於是出現低廉又低品質的非法住所，才能省去成本，他建議國家應積極介入處理，「首先讓租屋市場正常化、合法化，無法掌握租屋狀況，就難推出有效的對應措施。再來，補貼資源要優先照顧弱勢，例如無自有住宅的低收戶，為什麼有高比例沒去申請租金補貼？第一是他們不知道有這個政策；第二是他們拿補貼，就要住在合法租屋，租金從3,000元變6,000元，那不如選3,000元，這是補貼額度不足；第三是房東不租給他，這是最底層、最尖銳的問題，政府目前沒有要積極處理。」
阿文現在的租金加水電，每月約是3,500元，仍有不錯的居住環境。他身材高瘦，走路一跛一跛，但堅持不拿拐杖，把自己打理體面，他說：「我（殘障）去外面吃很難看，拿碗、走路都不方便，在家裡電鍋煮一鍋飯、一鍋肉，就能吃1個禮拜。」日子好像還過得去，但他深層的憂慮是：不知房東何時會收回房屋？況且他還年輕，距離領到老人津貼尚有15年，邁向安居的路，他不知道還要走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