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2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