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官是妳的志願嗎？」或者，更直白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來法院參訪的學童，最常問我這個問題。這如今聽來再普通不過的問題，體現了數十年來社會巨大的進步。現在年輕一代看來，女孩當法官再也不是什麼荒誕、不切實際的夢想，相對於一甲子前，我進入法學院的1956年，美國法律工作從業人員中，女性占不到百分之2，全美聯邦法院體系裡只有1位女法官。
時至今日，美國約一半的法學院學生，以及超過3分之1的聯邦法官是女性，其中包括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此外，全美超過3分之1的法學院院長，與百分之24的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法務主管，都由女性出任。我何其幸運，在有生之年見證如此重大的進展！
1960年代的美國，婦女頭一次有機會走在法院與立法機構之前，爭取享有憲法所賦予，與男性相同的平等公民權，女性主義雖然已奮鬥鼓吹多年，但直到60年代末期，社會還未能接納男女平等的訴求。我有幸躬逢其盛，出生在此關鍵年代，並成為1名律師，得以為下一代破除人為束縛，爭取自由發展的空間。
當年促使我投身女權運動的靈魂人物，首推我的母親，她酷好閱讀，我從她的身教，領略了閱讀之樂，以及「獨立自主」的重要性。
其次要感謝我在康乃爾大學的恩師－我的歐洲文學教授納博科夫（編按：Vladimir Nabokov，《羅麗塔》作者），改變了我讀書與寫作的方式。我從他那裡學到，文字猶如畫筆，正確的用詞遣字，猶如落筆之於影像，對於思想的傳達影響至大。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憲法教授，同時也是聯邦法官岡瑟（Gerald Gunther），當年獨排眾議，堅持讓我到聯邦法院擔任助理，多虧岡瑟教授力挺，1名剛拿到碩士學位、4歲孩子的媽，日後才有機會走上大法官之路。（編按：金斯伯格先前在哈佛法學院就讀時，被法學院長力薦給大法官法蘭克福特做助理，卻因性別因素被拒。）
我在演講時常被問到：「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些建議或忠告？」我通常會轉贈我的婆婆在婚禮當天送給我的智慧嘉言。「婚姻要幸福，適度的裝聾作啞是有用的。」我虔誠奉行這句箴言，讓婚姻維持了56年而不墜。我也將這個信念運用在工作場合，包括最高法院。對於無心或不良善的言語，最好充耳不聞。生氣或惱怒下的反應，對你的說服力毫無助益。
我公公也是位智者，惠我良多。1954年底我正準備隔年進入法學院，攻讀法學碩士，卻發現自己懷孕，而丈夫馬提正在外州服兵役，我為即將成為新手媽媽，能不能兼顧課業煩惱不已。此時公公告訴我：「露絲，如果妳不想，妳有充分的理由不去讀書，沒有人會因為妳這樣的選擇而看輕妳。但如果妳很想讀法律，妳就別再憂慮，找出兼顧孩子與課業的方法就好。」於是，馬提與我後來請了保姆，在我上課的時日幫忙帶孩子，順利完成學業。
在我孩子幼年時，還沒有所謂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這樣的字彙，但我充分體驗了其中之精義。我在法學院的順利修習，很大部分歸功於我的寶貝。當時我白天上課及勤奮讀書到下午四點，回家後就是女兒的專屬時段，到公園玩耍、陪她唱歌遊戲、讀故事書、洗澡還有餵她吃飯。等女兒入睡，我再埋頭苦讀。不同的生活節奏讓我的日子充實飽滿，是枯燥法學研究的一種調劑。
我的人生蒙受幸運之神眷顧，但最感激的是，上天賜予我的人生伴侶馬提. 金斯伯格（Martin D. Ginsburg），他的睿智、熱情與忠誠，非我語言所能描述。馬提在我們結婚之初就發現，烹調不是我的強項，他毫無異義拿起鍋鏟，挺身成為家裡的主廚，以及2個貪嘴小孩的英雄。
馬提不僅在我生大兒子時，一旁指引陪伴我，他也是我文章、演講，以及法條草案的評論人，並在我罹患癌症進出醫院的兩年，時刻不離。毫不諱言，包括助理白宮顧問談到我1993年的提名都表示，如果沒有馬提的付出，我不會有機會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我曾不只一次表示，我堅守達23年的崗位，是1名法律人所能擁有最好、也是最耗心神的職務。
最高法院的主要宗旨，是填補聯邦法律的缺損。當其他法官對於憲法或法律見解出現歧異，最高法院可進行複審，並做出最終判決。可想而知我們受理的案件少有是容易的，更難有標準答案。然而透過大法官會議中，深入與精確的思辨，對於意見書反覆的推敲斟酌，我們往往能異中求同，最後達成共識。
儘管我們對於許多重要議題有不同意見，例如選舉花費的控制、平權法案、墮胎權等，我們仍真誠地尊重彼此，摒棄成見，愉快地共事。
雖然我一開始便談到，女性職場發展已取得重大進展，但不可諱言，美國與世界上大部分的窮人是婦女與兒童；女性的薪資待遇，仍未能與男性平起平坐；我們的職場並未完全支持婦女懷孕及育兒，職場性騷擾與家暴也尚在尋找有效的對策。即便如此，我深信，對於憲法保障人民的追求，永不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