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因社工轉介，秀梅一家3口住從宜蘭，來到了桃園真善美社福機構下的照護家園。
這天，秀梅和女兒曉玲因為是家園裡的「美少女戰士啦啦隊」成員，接到一個宮廟活動的表演邀約，來到淡水一婚宴場地和我們碰面。舞台上，大家的動作既不齊整，也不俐落，卻獲得最多掌聲。演出完畢，我們借地採訪，我試圖和秀梅溝通，問她幾歲，她答：「21。」陪伴受訪的資源處處長黃小芳更正：「52。」那心智年齡呢？黃小芳又說：「5到6歲。」也難怪，她手上戴的手錶，時間根本是錯的。
在桃園，真善美創辦人的兒子、現任執行董事的胡川安，和我們聊起了秀梅的兒子阿亮，一聊就是20年前的往事：「聽阿亮說，父親過世後，他常要去廟的前面跟阿伯說，他沒飯吃，阿伯就會給他一些飯。他們以前在宜蘭的情況是這樣的。」那是8、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你好像有一點天資，就賺得到錢，但是我成長的過程，發現還是有一大群人被遺忘在那裡。」
說的正是這群老憨兒。當照護者過世，被遺忘的日子有幾種主要可能：一、被詐騙集團利用，成立人頭帳戶犯罪；二、成為街友，翻垃圾吃，憑著動物本能生存。三、餓死家中。那等於是…活活餓死？胡川安說：「確實有。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一般來說，（憨兒的）父母過世，社工就會介入。但早年狀況是，（憨兒）可能長達4、50年都沒出門…我只能說，能夠找到一個是一個。」
秀梅一家很幸運，被社工找到。在同時符合低收入戶、重度身心障礙的情況下，政府會全額補助，每月約2萬1千元。我們到桃園拜訪秀梅時，她正在上指甲彩繪課，戶外另有一群老憨兒在踢足球，活動很多，也要定期外出做社區適應，「你要請3班制的老師照顧，他的生活起居，所有東西，還有醫藥的支出…」胡川安坦言，2萬1千元是不夠的。
他以完全失依的秀梅為例，「等於他們養生送死，都是我們的責任了。像秀梅年紀比較大，先走，我們就是要幫她送終。政府可能就給你一筆錢幫她火化，但我們會募款做告別式，因為照顧她的老師什麼的，還是會有感情。」真善美的老憨照護園區現有60個床位，因必須預留緊急名額，共收容54人，約有1/3個案和秀梅類似，「有些是爸媽就過世了，那另有一些是保護個案，可能父母親在監獄，不然就是像秀梅這種，全家都身心障礙。也有遺棄。也是人之常情。照護者照顧小孩子，把屎把尿，最終（孩子）還是能自己學會。但這些（憨兒）可能照顧到40歲還是一樣。」胡川安表示，很多家庭到最後，是照護者自己做到心神喪失，做到另一半跑了或過世，雙親變單親，一路看著狀況愈來愈糟。
但被找到的，也不見得願意接受機構的協助。我聽黃小芳提及，也有過老母親抓著老憨兒，不願意放手的，表示：「等我死了你們再來。」為什麼？胡川安說：「愈封閉的家庭，聯繫愈強，因為他們會覺得，全世界只剩我們嘛，相依為命，如果我們連這個（牽絆）都沒有，就好像連親情的聯繫都沒了。」那怎麼辦？「就只能定期的訪視。」還是那句話，找到一個是一個。
胡川安舉新加坡和北歐為例子，說依障礙者障別和能力給予工作，讓他們融入社區，都是值得借鏡的做法。衛福部社家署的組長尤詒君也認同，但真正的難處究竟在哪？胡川安說：「去除汙名。」意即進入社區最難的，都是大眾仍難以全面消除的歧見。他們雖與你我不同，但有不同到需要全部送進機構嗎？胡川安以同婚專法通過為例，表示台灣的進步，在同志議題的持續去汙名化，是能看見進展的。但心智障礙者的去除汙名，還有長路要走。
我想起秀梅的兒子阿亮。和阿亮相識20年，胡川安其實視其為兄弟，要說他真的失依，至少仍有機構的手足可以依靠。黃小芳也說，阿亮在洗車廠打工，日日存錢，有天聽說機構的老師要去北海道玩，「就跑來問我們，去北海道要多少錢？說他要讓媽媽去。」真的去了嗎？「去了。」跟著老師？「對。」老師不覺得是在加班嗎？我一路訝異地問，漸漸反省自己，是否也是隔著髒汙的鏡片，在看待他們？
而黃小芳只是平淡地說：「我們老師，算是蠻有愛心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上述個案姓名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