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惡債循環 當詐騙人頭
「我身上還有負債…」言下之意險境仍未解除。小楊穿著拖鞋、一頭棕髮，外貌帥氣，身材精實，他國中開始學修理機車，高職畢業後一路從學徒、師傅，到自己當老闆開業。今年1月以前，他與女友共同在台中經營2家機車行，女友高職商科畢業後擔任會計，第2間店是拼湊汽、機車貸款而來的資金才開成。對小楊來說，借錢輕而易舉，每個月繳十幾、二十萬元的分期也不是問題，原以為再打拚幾年，就可將新台幣500萬元的負債還清。不料，人生只要出一點意外，就像火柴引爆汽油桶，2人雙雙從負債鋼索上墜下。
「疫情加上有人來店裡鬧事，生意根本沒辦法做。」他們1月底把店收掉，小楊盤算，就算去當機車行師傅，一個月薪水頂多4萬元，根本還不出錢，「小額、當鋪都在找我，1個月要繳的分期加利息要十幾萬元，快喘不過氣了，全部加在一起很可怕。」為了還債，劉萱去便服酒店當小姐，一天收入1,500元左右，「他們說很缺錢就轉制服，我不想要，缺錢但不想出賣自己。那時候很無助，也沒辦法跟家裡開口，（負債）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遇到就要扛起來，只是很辛苦。」小楊當酒店少爺、一天收入2千多元，2人收入加起來不足以支付貸款利息與房租、生活費。
還不出來，又借，債務愈補愈大洞。小楊向友人借貸1萬元，一週利息就高達2,000元；他把行照拿去當鋪抵押，機車、汽車貸款也貸到二胎，「機車貸款20萬元，滿半年又可以增貸12萬元；汽車借30萬元，又增貸借了30萬元，加起來九十幾萬元，一個月連本帶利要繳2萬多元。」
他又去辦手機門號換現金，那等於是變相詐騙，出售門號、抵押手機來換取現金。他知道這遊走在法律邊緣，但因為缺錢，只能硬著頭皮，無法考慮後果。他解釋，「去電信公司買一支手機、辦門號，全部交給分期公司，他們會直接給我現金3萬多元（門號1萬多元，手機2萬多元），我再分期繳（買手機的費用）門號月租費。」手機、門號都不是由他本人使用，他卻要揹上更多債務。人生透支到極點，小楊一步步被推向邊緣，他感嘆：「我本來是很正常的人，（因為負債）又被朋友騙去當詐欺人頭戶和車手。」朋友告訴他，他沒有前科，就算被抓到也不致於太嚴重，但他錯了。被控詐欺後，「7間銀行、公司戶頭都變警示戶。」劉萱也同樣因當人頭戶被控詐欺，家人氣到不願再與她聯繫。
上班偷求救 一度沒人理
2人就這樣跌入了所謂「債務陷阱」。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解釋，債務陷阱原因百百種，最常見的是貧窮借款，無財可理便挖東牆、補西牆，就陷進惡債循環，「這一波（新冠疫情後）值得注意的是擔保性貸款、灰色地帶的貸款大量出現，是比較新的形式，比如車貸大量的出現。」小楊與劉萱便是一路從銀行借到利息驚人的灰色貸款，以債養債、越陷越深，最後成了詐騙集團的人頭戶，人生直線墜落，再後來，雙雙踏入更可怕的陷阱。
談到負債，家庭債務問題嚴峻的韓國，近年就有不少影視作品隱含了負債議題，最著名是《魷魚遊戲》，劇中，負債累累者被相中，西裝筆挺的孔劉遞上名片，說有個賺大錢的機會。
小楊說：「剛好我朋友說有一份國外（柬埔寨）的工作，我以為像是澳洲打工，聽說薪水不錯，包吃包住，就問女友能不能一起去。」他們聽說一個月薪水有5萬元，找到客人還有業績抽成，月休8天，工作內容就是打字，「那時候覺得（台灣生活）壓力很大，真的走投無路，那邊包吃包住，薪水可以寄回台灣，也沒聽到柬埔寨人口販賣什麼的。」
3月11日，他們與朋友一行5人飛往柬埔寨。從辦護照、做PCR檢測、金邊機場到西港園區接送、面試都是由仲介一條龍包辦，但仲介在2人抵達柬埔寨後就失聯。他們還是去面試，主管是中國人，劉萱說：「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是台灣人，就說要待一年，（工作內容）就是做詐騙，如果撐不過去，就要賠3萬美元，直接講。」他們這才知道，自己被賣去柬埔寨，價格是新台幣30萬元。
他們僅知自己位於泰柬邊界的西港園區，一棟叫「皇樂」的賭場內，護照被收走，如果反抗，可能會被毆打、電擊或轉賣到其他條件更差的公司，他們選擇乖乖配合。劉萱說自己算幸運，「雖然要加班、業績不好會被念，但沒有對我們動手。」所謂業績是對歐美地區的男性情感詐騙，假裝成功美麗女性，用英文複製貼上，按照寫好的劇本與對方聊天。公司甚至有2、3個配合的柬埔寨當地女性，若對方上鉤，要求視訊，就會請她們與「客戶」聊天。
小楊一面配合上班，一面偷偷求救，「仲介有給我們網卡，一個月儲值8美元，我陸續聯繫外交部、駐越南胡志明市代表處、警察局，還寫信到總統府信箱給蔡英文，都不理。」小楊的姊姊在得知消息後向國際刑警求助，繼續嘗試救援，「嘗試可能會死，但沒嘗試100％會死在柬埔寨。」
曾不想回來 憂一無所有
劉萱說：「我想過從窗戶逃出去，但外面都是詐騙公司、賭場，園區間都有聯繫，馬上會po照片、被抓回去。」逃跑若被抓到，下場通常是直接轉賣到其他公司，未知風險更高。算來算去，不如留在這裡，可以拿到每月800美元底薪，園區還有廚師提供三餐。
夜晚，他們擠在同一張床上，但劉萱逐漸萌生不回台灣的想法。她逐漸發現，只要好好「做業績」就可能賺到錢，不會被電擊、關小黑屋，也不用擔心債主找上門和官司。她轉成針對華語客群做投資詐騙，「台灣真的很好找，例如我在臉書上找一些偏門工作、博奕社團、網賺貼貼貼之類的社團。」3位主管都是三十幾歲的中國籍男性，買了水果會特地叫她來吃，下班後一起喝酒、聊天，「就像朋友，他們也說：『誰願意在這種鳥地方，一定是欠錢、遇到鳥事，才來做詐騙。』」柬埔寨的詐騙園區機房反而像是她人生不斷崩落後，最後一塊針尖般的地，「我很反對回來，回來什麼都沒有，沒家人，沒房子住。」
但由於業績差，公司可能隨時將小楊轉賣，他壓力大到經常發抖，哭著對劉萱承諾：「只要回來台灣，什麼工作都可以做。」他們終究選擇回來面對現實。
欠債無路走 訂清理條例
「許多脆弱族群可以躲過第一波疫情感染和經濟衝擊，但往往陷入經濟衰退所引起的第2波風險，導致生活的困頓，並引發家庭或其他社會問題，」2020年，吳宗昇在台灣社會學刊論壇發表〈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 〉一文就預警。接受我們書面訪談時，他也提醒，多數時候，社會大眾停留在中產階級的觀點，但對陷入急迫財務困境的人來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更重要，比起譴責這類人「沒有理智、智商有問題、貪心」，更應該追究「為什麼債務陷阱的結構會形成？」
長期協助卡債族的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也說，如果借錢太容易，債務一不留意就可能越滾越大，而負債會衍生社會問題，以2006年卡債風暴為例，「有些人燒炭自殺，所以政府規定買木炭要登記。很多人躲債，所以政府放寬學生可以越區就讀。也有些人兼好幾份工，但抵不過複利滾動，最後遊走法律邊緣、被利用，甚至鋌而走險。」他說，曾有公務員侵占公款，只為償債，最後因此入獄。
林永頌得知我們幾位受訪者的際遇後，同樣聯想到殘酷的《魷魚遊戲》，「韓國社會的債務問題嚴峻，劇裡參加遊戲的都是負債者，第一次是被騙，後來逃走。但第2次，就算已經知道100人只有1人能活下來，有的人還是回來參加，因為別無選擇。」《魷魚遊戲》裡，一個個在現實社會中挫敗、負債累累的人們，走投無路下被鎖定、邀約，神祕廂型車載他們到與世隔絕的空間，關進宿舍，每天參加一場遊戲，輸的人槍斃，死後摘器官。6場淘汰賽後，唯一存活者有鉅額獎金。
「如果一個社會無法給底層、或遇到困難的人一個重新站起來的機會，他們就可能鋌而走險。」林永頌說，2008年上路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正是因此而生，除了房貸、車貸等抵押性貸款或欠黑道債務，其他負債多半能向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但許多民眾至今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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