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慈表示，在國外或疫情嚴重的國家，染疫並非這麼嚴重的事，但目前台灣形塑出一種風氣：「染疫者跟我們不一樣。」這如同用一條線做出區分：「染疫的是他們，安全的是我們。」輿論的譴責往往對確診者的行為進行批判，「找到一個歸責的理由，用行為來歸咎，這建立人民集體安全感跟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疫情的信心，是很常被動用的心理手段。」
曾凡慈於2020年曾訪談40多位居家檢疫者，她發現，其中很多人並不害怕確診，反而害怕確診後被疫調公布相關資訊，引來汙名化的後果。還有人告訴她：「如果要確診，我寧願在國外，也不要在台灣。」曾凡慈說：「我們之前曾問受訪者覺得感染COVID-19嚴不嚴重？他的回答是：『如果自己得了還好，但如果傳染給別人就很嚴重。』我說：『如果傳染給別人，都是輕症，為何嚴重？』他說：『因為害別人隔離，去關起來，會影響到非常多的人。』」
對於指揮中心記者會公布疫調足跡、確診者部分資訊，曾凡慈認為：「這其實暗示了民眾這些人非常危險，需要被嚴格看管，強化民眾認為疾病危險、需要被控制，以及情緒上的恐懼感。」確診者也因此更容易遭到譴責、獵巫、肉搜。曾凡慈認為，有時疫調對確診者的資訊公布得過於精細，「讓其他人可以指認到個人的資訊，都不該被公布。」她以新北市幼兒園感染事件為例，埃及爸爸由於國籍在台灣少見，被指認更為容易。「指揮中心應該每天都告訴民眾現在Omicron感染者的重症比例、死亡率。」若多為輕症、死亡率低，就可降低民眾的恐懼感，也能減緩確診者遭汙名化的狀況。「可是指揮中心沒有說明，每天只公布確診數字，記者也會圍著疫調訊息不斷追問：這人是誰？做了什麼事情？到過哪些地區？有哪些風險？民眾就認為確診非常可怕。」
曾凡慈認為，台灣目前缺乏確診康復者經驗分享，是汙名化帶來的結果。「因為害怕被攻擊不敢講，我們越來越覺得這些確診者在陰影中。國外許多公眾人物或電影明星公開自己確診、自拍確診生活，你看了以後，很容易覺得這些人跟自己一樣，對確診與確診者的感覺就沒那麼害怕，如果今天有不是躲躲藏藏，而是平平順順回復健康、回歸正常生活的故事，那比較能打破界線，對於降低汙名非常有幫助。」而若汙名化的情況持續，「像葡萄家族，他們很可能再也無法被接受為社區的一分子，汙名產生的後果，非常難以彌補。」
香港大學心理學博士趙安安曾感染SARS。她以自身經歷比較，由於SARS時期網路不如現在普遍，即便染疫也只有親友鄰居知道，受歧視的狀況有限。她認為，COVID-19確診者因為疫調公布，必須面對網路上不必要的肉搜與攻擊，感受到的恐懼因此更為強烈。「目前確診者沒辦法對社會說：『你們這樣看我不公平、你們不要再歧視我。』確診者一旦為自己辯護，反而可能引來更大的攻擊與質疑。」
成功大學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吳易叡表示：「目前最難解套的，就是『台灣的防疫成就好棒棒！那些不小心染病的人就是破壞台灣形象的人。』台灣最後不可能不和病毒共存，世界各地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清零越來越難以達成，防疫方針勢必要在某個時間點轉向，轉向之後，汙名的情況才會減少。」
長期研究愛滋與麻風等高度汙名化疾病的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劉紹華說：「現在到Omicron，所有經歷過的國家都知道是輕症與無症狀為主，可是台灣還是以防Alpha病毒株的情況來應對。」劉紹華認為，台灣目前沒有對確診者的正確認識，「是不是要等到台灣真的完全擋不住，開始出現流行情況，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確診者，也發現身邊很多親朋好友成為確診者，不再是陌生人才是確診者時，大家才會生出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