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發生群聚感染的新北幼兒園，一度也面臨被獵巫的情況。當時指揮中心公布疫調足跡，幼兒園老師與丈夫最先被公布確診，因此被輿論認為是源頭，遭網友譴責沒做好自我管理。緊接著，一位同年8月入境的埃及爸爸與親戚被公布確診，儘管依照防疫規定入境，仍被輿論認為是把病毒從國外帶進來的人。新聞報導加上網友肉搜，幼兒園地址、確診老師、家長們的住處都一一被公開。而埃及爸爸因外國人面貌顯眼，後來走在街上曾被質問，為了迴避歧視，只好謊稱自己是阿拉伯人。
採訪當天早上9點，幼兒園老師正打開繪本，為一群4歲到6歲的孩子們講解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並透過帶動唱提醒要勤洗手、戴口罩、不挑食增加免疫力。主任Joyce和我們站在走廊上，談起一位阿公曾認為確診的孫子會被貼標籤，擔心其他小朋友不跟孫子玩。「小朋友告訴我的，我請他回去跟阿公講這不可能發生，我們都會很愛他，我們已經康復了，大家可以很開心地玩在一起，都是好朋友。」
幼兒園共8位小孩確診。Joyce回憶：「這些小朋友確診真的看不出來，沒有發燒、感冒症狀，看起來都活蹦亂跳，我們接獲通知時都很shock（震驚），為什麼有這麼多小朋友確診？」每一位老師在感染事件發生前，都已透過教育局造冊施打疫苗。幼兒園群聚感染是Delta變異株，去年6月曾在屏東驗出，當時確診的白牌司機老張因接送確診者而染疫，其後遭到排擠陷入經濟困頓。也因此，許多網友認為家長們會譴責幼兒園與老師，地方上也會排斥，造成幼兒園倒閉。但幸好，這些情況並未發生。
Joyce當時面對新聞媒體，呼籲停止對確診老師的譴責。「有位家長很熱心，幫我們發了一篇文章，很多網友鼓勵我們，跟我們說加油。」隔離期間，家長、孩子與老師們時常視訊。Joyce說：「大家像開同學會那樣，晚上聊天，小朋友互相看到對方，就說很想念同學。」吳寶流告訴我們：「LINE群裡20幾個家長都沒有罵，大家互相關心，PO每天吃什麼的照片，交流衛教知識，一起度過隔離的14天。對我來說，幼兒園老師跟家長們展現出最好的身教、言教。」
確診的老師文小慈（化名）跟先生住院時，因為沒有電視、很少使用手機，所以不知道外界訊息，後來才知道自己與其他家長被肉搜並公開了住處。確診之前，「看到某些人染疫，只想到要好好保護自己，沒想過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雖然確診前施打過疫苗，但她清楚知道這不代表免疫，而是能減緩症狀。當丈夫發燒，又在隔天退燒時，她想到自己每天要接觸那麼多孩子，保險起見，夫妻2人一同去篩檢，因此得知確診。2人都是輕症，她僅有類似過敏的咳嗽、味覺變化，沒有發燒。
三級警戒前，文小慈就避免參加聚會，身為基督徒的她已1年多沒去教會，被衛生局詢問足跡時，慶幸自己沒波及更多人被隔離。由於足跡公布她曾到過游泳池，新聞報導未查證就寫她去游泳，同事好奇她上班顧了一整天小孩，下班後怎麼還有體力游泳？其實她不會游泳，只是經過而已。
回憶當時，家長們一一被通知，深夜帶著小孩、行李進入防疫旅館隔離，文小慈得知家長們面對匆忙慌亂的處境，感到內疚、自責，幸好同事、家長們對她的態度很溫暖。「園方與家長鼓勵我，那種正向的力量大於負面新聞，他們說：『老師妳不用自責、病毒不是我們能控制的。』」住院時，每當醫院窗戶有陽光照進來，她與丈夫就一起讀《聖經》、唱詩歌，也討論人死後會去哪裡？「那時覺得，人真的很渺小，一切只能交在神手中。」康復後回家，社區鄰居都知道她確診，碰面時，「可以感受別人對你的距離感，好像跟你講話會被傳染，問我：『妳怎麼出來了？現在可以外出了嗎？』當下的感受，自己好像瘟疫一樣。」Joyce說：「她跟同事情同姊妹，對她的心靈復健滿重要的，我們有一位確診家長回職場的時候，同事遠離他，認為確診者要去旁邊吃飯，我們聽了很心酸。」另有一位家長向我們提到，曾聽到同事說：「你們這些確診者怎麼可以這麼快原諒自己？」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凡慈表示，台灣目前仍認為COVID-19是嚴重疾病：傳染途徑不確定、潛伏期長、感染後有一定的重症或致死率。「COVID-19的前期條件跟SARS有點像，病毒從中國來、呼吸道感染、名稱中有SARS，我們會回想到2003年的SARS：和平醫院被封院、很多醫護死亡進忠烈祠。這勾動了創傷記憶，使得台灣一開始就高度戒慎恐懼。相比之下，像H1N1或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這2種疾病都沒有在台灣引起這麼大的情緒反應。」當大眾將其視為嚴重疾病，又認為感染與否是當事人可控制的，確診者往往被譴責沒有做好自我管理，造成他人風險，這是確診者容易遭到譴責的原因。
幼兒園復課後，許多畢業學生與家長都去探望表達關心。去年萬聖節，康復後的老師、家長們陪著變裝的孩子們一同上街要糖果，每一位鄰居街坊們都笑臉看待，沒有排斥。Joyce說：「有早餐店的阿姨、阿嬤非常熱心，很歡迎我們去要糖果，還問我們明年會不會再來？」那一天，每個人都像參加了一場慶祝康復的快樂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