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蕙如回憶起多年前的個案，有個認真賺錢的爸爸，媽媽卻常離家賭博，媽媽一不在，爸爸就崩潰酗酒，最後被公司開除，也無法照顧一歲小孩，只能把小孩託給社工短暫寄養。但3個月後，爸爸找到工作，媽媽也回來了，2人就手牽手來要回孩子。同樣情形重覆無數次，為穩定孩子生活，她建議爸爸把孩子出養（讓別人收養），爸爸一直猶豫掙扎，「那陣子，我每天帶出養表格，期待他簽字，有時他call我去小吃攤吃飯喝酒，有時他在卡拉OK喝醉，把我叫去說要簽字，人到了又不簽。進出這些場所我也會擔心，但我不想放過任何機會。」
【我們不是神3】社會體制問題難反映 社工倫理界線成個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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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進政大校園，採訪社工所博士班的楊蕙如，她說：「社工有倫理守則，那是不能踩的底線，但實務上很複雜，你和個案的生活融合到什麼程度，才覺得舒服？若雙方太超過，都會有問題。」40歲的她二度暫離社工圈，回學校「補血」，17年的社工經驗讓她對「界線」頗有感觸。
一晚，媽媽又跑掉，爸爸喝醉打電話給她，叫她把小孩帶走，但仍不願簽字出養，「我很生氣，跟他理論，他說要帶小孩去跳橋，然後把酒瓶砸碎、割腕，我跟小孩都嚇壞了。」發生暴力事件，她才能為孩子做緊急安置，但三個月法定期滿，孩子繼續在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間流浪。「我知道自己遊走在倫理邊緣，涉入太深，但我還是幫不了小孩和那爸爸，挫折感很強。」這次挫敗，讓當時的她返校進修心理學碩士。
3年後，她再次觸探社工倫理界線。「那孩子讀幼稚園時，我想看看他，想說他大概也忘了我吧，就放心地帶電子錶去跟他玩，玩一玩他忽然說：『我要按什麼鍵，妳才不會再把我帶走？』我當場心碎，原來他記得我，而且對他來說，我去看他就是要帶他走。」她停頓了一下說：「你說我違反專業倫理，對！但這也違反人性啊！」她忍不住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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