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比較民粹的社會。」辛曉雲指出關鍵：「社工是源於西方的專業，西方社會崇尚法制和個人主義，是司法先行、社福輔助。但台灣社會期待社福資源能緩解暴力傷害，較少思考社會結構的不足與壓迫，也太強調社工個人專業能力及敏感度，故產生究責文化，一有社會案件發生，輿論就怪社工沒及時發現與處理。」
【我們不是神5】社工單打獨鬥難紓壓 連心理創傷都不易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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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發生男童被繼父活活打死的事件，新聞底下有不少留言罵：「社工在幹嘛？」「高風險家庭為何不及早安置？」琪琪忍不住說：「社會大眾對社工這行認知不足，有些人覺得社工就是志工，但出事你要幫我解決，解決不了就是你無能；我們也要依照法令做事，法令不改變，社工能做的也有限。像孩子被家暴，怎麼不安置？我們要依法、符合步驟才能安置，資源有限，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政府的社安網用8成預算，增聘社工人力，但社工的資源與權限依舊匱乏。曾任台北市社會局局長的台大醫院醫師許立民，也觀察到體制的不足，「社安網只補人力，開了個案管理，卻沒有後端資源，只是把網子開口加大，撈到更多高風險家庭，卻沒武器打仗。必須把服務資源充實，不然個案困境還在，社會案件還是會重複，社工工作量一樣會爆表。」
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直言：「社工不應扛起所有責任，這些期待、壓力越大，只會把社工壓垮。整個社會和行政長官的認知都要改變，不要把社工當神。」這幾乎是所有社工發自肺腑的無聲吶喊。
的確，社工不是神，是人就會受傷。許立民認為，東方社會普遍對身體疾病較敏感，身體不適會理直氣壯請假，但對心理疾病卻不易察覺，年輕社工常會自認歷練不足或抗壓性差，有問題不敢講，無助感加深，症狀又不易外顯。如台北市社工師公會問卷調查顯示，高達90%（293人）社工從未向機構或雇主申請職災協助，其中超過60%認為「不知道心理的傷算不算是職災」，可見連社工對自身的心理創傷都未有足夠的察覺。
有些機構認同心理創傷是社工職災的一部分，會給予社工經費做心理諮商，然而，社工卻很少使用。琪琪解釋：「談論創傷，你要有心理準備，那過程不見得舒服，而且機構經費有限，通常補助你5到6次，但心理諮商是以12次為一個完整療程，剩下的要自費，社工薪水不太有能力支付。」她建議，機構給予社工的身心支持經費要多一點彈性，不一定是心理諮商，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紓壓方式。陳怡芬也指出，如果捐款給社工，讓他做紓壓活動，他就能幫助更多人，問題是整個社會無法接受這種論調。
社工的確需要機構支持。汪淑媛提到：「每個社工的性情和訓練不同，替代性創傷的嚴重度也不同，都要給予尊重，若能得到同事與督導的理解支持，創傷較容易療癒，機構的凝聚力與專業度也會增強。」王增勇也認為，社工是把自己當工具去助人，所以需要有安全的支持空間，這往往來自督導和機構。
社工同樣需要被社會理解，看見他們的創傷，他們不是神，卻能陪受苦的人走一程。
社福機構有一套運行已久的督導制度。通常由資深社工擔任督導，下轄3位社工，協助社工做專業成長，給予個案建議，與心理支持。然而，督導也兼行政主管，使得督導角色有時會產生衝突，社工可能因為績效，不敢跟督導談個案的問題；督導也可能因機構壓力，成為壓迫社工的幫凶。能否遇上好的督導，成了社工的職業風險。
此外，社工總是單打獨鬥，一人肩負20到上百件個案。僅郭可盼服務的機構，有較充分資源嘗試「團隊工作」的可能性，她舉芬蘭的「開放式對話」為例，當一個家庭遇到狀況，會有一群社工入家陪伴，鼓勵大家把當下的想法說出來，不同觀點能互相補足；當家庭成員衝突，團隊也會有意識地站在不同位置，讓每個家人都感覺被聆聽、被支持。對社工來說，「一個人的辛苦和一群人的辛苦，消耗的能量不同，如果可以一起討論、一起面對，就能彼此分擔一些情緒。」
同樣的功效也能發揮在社工團體彼此互助上，王增勇建議，社工工會要發展橫向連結，藉由分享彼此的經驗互相理解支持，提升專業能力與認同。沈曜逸也鼓勵社工要有自己的支持團體，多出來聚會聊天，彼此分享理解，就具有療癒效果。
確實，社工懂得社工的苦，理解本身就能帶來療癒。當社工用同理去幫助社會時，他們同樣需要被社會大眾理解，看見他們的心理創傷，生病了就給予充足的休息與空間；也要理解整個社會的問題，從來無法靠一個社工來解決。社工不是神，他們無法消滅苦難，卻能陪受苦的人們走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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