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政府為扶助弱勢興建平價住宅，然而宣示意義大於執行成效，在當年，每一處平價住宅都興建於偏遠地段，例如安康平宅曾經是墳場。隨著都市發展，平價住宅因為收容了因榮民與榮眷、因越共戰爭而逃來台灣的華僑，以及低收入戶，貧窮群聚的狀況也帶來當地居民的歧視。
【貧民窟的故事7】老病殘到生活無望的程度 才獲得社會福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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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住宅提供借住的最終目標，是幫助住戶脫離貧窮，在理想狀態下，低收入戶在短期內住到經濟穩定後就離開。小萍（化名）是越南人，丈夫阿洋（化名）原是在越南務農的華僑，結婚後丈夫因為父母已移民台灣多年，加上華僑在越南沒有族群認同，因此決定移民台灣。2人沒有專長，阿洋只能當工地臨時工，工作時有時無，而小萍也只能到電子廠當作業員，一個月薪水曾經只有2萬多元。小萍說：「搬來這邊住是打算渡過一個難關，孩子小，開銷多，所以比較困難，因為不用負擔房租，生活穩定很多。」
陳怡伶是中研院社會所訪問學者，且為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所副教授，長期關注台灣的居住問題。40年前，陳怡伶進入台北市5處平價住宅進行調查。「當時評估這些平宅是否該改建或遷徙到更遠的位置。因為當時有人認為，那些地方是精華土地，不該讓窮人住。」這樣的論調在都市發展中一直存在。陳怡伶提起位於東區的延吉平價住宅，當年興建時東區仍是一片稻田，隨著都市發展成了地價、租金皆昂貴的地段。
當年的報告結論，認為平價住宅是為德不卒的政策，為何有此結論？「當時檢視所有相關政策，政府在名目上都有做到，但都只做一點點。平宅在民國60年開始，蓋了2千多戶後從此不再增加，即便排隊申請者眾多。因此這個政策的宣示意義，大於改善都市住宅以及貧窮人口居住的問題。」陳怡伶說。
陳怡伶說：「平宅居住者會強調他們的困難，因為他們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這演變成一個奇怪的社會現象，我們一定要這些人很可憐，社會才會覺得這些人值得幫助。」以低收入戶資格來做為入住的資格申請，使得平宅的管理制度形成充滿矛盾的監視系統，社會局的社工除了協助脫貧與生活支持外，也成為監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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