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角色的轉換，也是理念與體制的衝突。「以前是相對活躍的社運分子，思維比較跳脫，想的都是如何凸顯體制的不合理。進入體制最大的差別，就是自己變成一個有公權力的政務官，沒有資格講『公民不服從』，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內做事情，即使法律不合理還是要遵守，唯一的方式只能透過修法。公民團體認為我過去對抗政府講得聲嘶力竭有條有理，但當我變成（環保署）副署長的時候，確實不可以想怎樣就怎樣，否則會變成獨裁的溫床。」他在環評會議室牆上掛壓克力板，提醒與會者民主素養：「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
【詹順貴專訪三】不願當法官 台大法律系高材生只為理想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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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順貴看似溫順的外表下有種固執，像根錐子，隨時會突刺而出。「律師的劍就是法律，劍殺出來，像徵收、汙染、弱勢居民，就可以用嫻熟的法律工具討一些該有的正義回來。」然而入閣後，被迫收起的劍也有可能向內，甚至刺傷自己。
不當法官 只為 想挑案
辭職了，終於卸下肩上重任。這天，詹順貴開車載我們到烏來賞鳥，聽見鳥聲啁啾，他放慢車速側耳傾聽，馬上辨認出樹叢中有藍鵲、樹鵲正在吵架爭領域。他還帶我們現場勘察，過去宛若電影《大河戀》般的寬闊河灣，如今被颱風後堆滿的砂石擠得寬度不到一半。
他開的是1台十多年的二手Nissan休旅車，雖不名貴但可跑戶外遠途，座椅套著「強盜政府」抗爭服，擋光板綁上「圈地惡法立即停止」布條，顯露衝組本色。我們對律師的印象往往是收入豐厚，但詹順貴不僅仍租房，自嘲「沒錢買房也沒錢出國玩」，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大概沒幾個像他過著這樣清簡的生活，他說：「物質欲望降低還是可以過得很好，有時候開同學會或是在路上碰到同學，可以從衣著、代步的工具、手錶、皮鞋知道彼此財力不同。」
怕我們把他想得太清高了，他解釋自己不是只接義務辯護案，「當你想保護森林、濕地，不可能有對象可以收費，環團也是苦哈哈，像這個可以義務。土地徵收、都市更新的案件，還是會收費，只是水準比較低。以前還是有接一些商務案件，大概2/3到一半，不然誰付我薪水？要喝西北風嗎？呵呵。」
29歲剛當律師時，接案、打官司的日子十分忙碌，為了沉澱緊繃的心情，他利用閒暇到心路基金會當志工，陪伴智能不足的孩童，「因為有反差，當律師好像一定要能言善道，跟他們相處很放鬆，不必多說什麼。我記得陪一個小朋友1年多，他學習用筷子吃飯要3個月，碗裡一半的飯粒會掉到桌上，脫鞋子也要3個禮拜才能脫得比較順利，但是一旦學會了，他們很希望自己來，跟正常小孩完全相反，好像被束縛的自由意志想要破繭而出的感覺。」
其實他曾有機會轉任法官，「但我沒有考慮，因為法官很難挑想要辦的案件，頂多只能選刑事或民事。我篤定當律師，就是想挑自己喜歡的案件，就像醫生可以培養自己的專業。」他專為環境、土地徵收相關案件辯護，自承是受了愛看武俠小說和《史記》〈遊俠列傳〉的影響，擊劍為任俠，為理想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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