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錦城參加香港媽媽6月14日晚上在遮打花園的集會,手持白色康乃馨。 6月12日那天對陸錦城來說,是一個平常的休假日。下午,她吃過午飯在家午睡,4點醒來發現大事不妙。電視機反覆播送警察追著年輕人打的畫面,金鐘立法會周圍一片煙霧瀰漫。她問大兒子:「發生什麼事了?」兒子回答:「出事了!」她迅速背起包包,兒子提醒她「小心一點」,她帶了毛巾、口罩就出門了。一到金鐘站,看到人群沿著樓梯衝進地鐵大堂,個個表情慌張,用毛巾摀住口鼻,濃濃的煙硝味嗆得辣眼。
看著學生被警棍打,更心痛。
她逆著人潮走到地面上,好幾個催淚彈落到身邊爆開,她緊閉眼睛,心裡仍擔心:有沒有人受傷?警察有沒有追著他們打?她急步走到夏愨道上一排拿著長盾的警察面前,發現有人拿槍瞄準4、50公尺遠的人群,她急了,不顧一切走上前去向警察哀求喊話:「我也是一個媽媽,你們也有小孩的,為什麼要這樣打小孩子?收隊啦!夠了!」她扯下自己的背包,張開雙臂,面露痛苦:「我不是衝擊你們,我沒有武器啊!」
陸錦城舉起雙臂,直面鎮暴警察喊話,畫面令人震撼。(翻攝YouTube) 她身高才155公分,嬌小的身軀愈來愈靠近警察,距離不到一公尺,忽然「砰!」地一聲,警察以辣椒水長管噴槍朝她臉部近距離噴射,接著旁邊警察「啪啪啪啪」投擲出數枚催淚彈。她忍著刺痛灼燒感,晚上7點多回到家,先冰敷,過了很久才敢沖洗。這一夜,她失眠了,腦海中反覆轉著警察開槍的聲音與畫面。
陸錦城試圖勸阻警察的畫面,透過網路傳送到全世界,成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最讓人動容的畫面之一。6月16日200萬人大遊行,好多人都認出她,親暱地喊她「城姐」,搶著跟她合照。
大遊行過後2天,我們來到筲箕灣的公屋拜訪她,不到10坪的小房子內僅有一房一廳,但打理得乾乾淨淨,牆上貼著的春聯寫著「孝順媽咪」「努力讀書」,她笑說這是對二個兒子的鞭策。也不好意思地說,網路上有人稱她「香港之母」是過譽了,「我沒有受傷太多,我看著學生被警棍打,更心痛,他們比我更傷。」
我不想香港變成天安門廣場。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2個兒子一個17歲,一個13歲。她1972年生於廣州市,父親在她6歲時就過世,母親當學校清潔工養大她和哥哥,2005年嫁來香港,之後離婚。「大陸真的沒什麼言論自由,人也比較注重物質。我來香港後認識不少朋友,我們會聊思想上的東西,比如信仰、感受、價值觀、尊重、禮貌等等。」大多數新移民來到香港後,都是埋頭工作,不問政治,她不是,一邊在肝癌病人權益組織工作,一邊加入民主派工黨、擔任餐飲業工會代表為勞方談判。她認為關心社會是一個世界公民理所當然的責任。每年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她都盡量參加,雨傘運動期間也每天下班後到場聲援。6月9日百萬人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她帶著二個兒子上街。
陸錦城和2個兒子住在公屋,空間狹小,她睡下鋪,小兒子睡上鋪。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她才17歲,她記得在廣州市街上看到大學生遊行,電視報紙都有報導,但一發生鎮壓、定性為暴動後,所有評論噤聲,風向馬上逆轉。「那種恐懼我很熟悉,所以我在警察面前喊:我不想香港變成天安門廣場!」
「小時候念書都說中國『地大物博』,我覺得國家好像很富有,但看看身邊的人,其實大家都很窮,我家很小,什麼都買不起,即使有錢,當時外面也沒什麼好買,地大物博根本是一個謊言。」來到香港,她發現這裡的人敢說真話。她深愛香港,不是因為食物、街道,而是因為一個字:真。
到處傳著我的模樣,還能回大陸嗎?
熟識陸錦城的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說:「城姐的情感很純樸,反應很直接。」但面對一整排鎮暴警察,難道沒有緊張得發抖?陸錦城語氣和表情都理直氣壯:「我只是爭分奪秒,想在他們開槍之前說服他們放下槍,我手無寸鐵也沒有衝擊,如果這樣你也衝過來打我,那就來打,因為道理是站在我這裡,我不怕,如果害怕我就不會走上去。」
以新移民身分來港十多年,陸錦城支持香港人爭取法治獨立與民主自由。 不擔心被拘捕?「其實到這一分鐘還是擔心,我出現在暴動現場,那麼多攝影機拍到我,我是暴徒嗎?會拘捕我嗎?我叫兒子上網查暴動罪判多少年。網路上到處傳著我的名字、模樣,我還可以回大陸嗎?如果上法庭,我也只能把經歷的事情說出來,我不怕說真話。」
她勇往直前的勇氣是來自孩子,「我希望二個孩子在文明、民主、自由、有人情味、有發展空間的地方成長,希望孩子追求真理,信主愛人。」既然希望孩子能真實地做自己,她便以身作則,真實地活著,沒有屈服,沒有偽裝。
從3月開始反送中,遊行人數愈來愈多,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觀察,香港公民已是自覺運動。 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杰在香港立法會對面的合法示威區。他感覺警察的布署有些改變,有一點擔心。「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電話還沒回覆,港警已從添美道、龍匯道兩邊發射催淚彈,「這是申請核准的和平集會區,我沒想到,警察在沒有通知民陣的情況下鎮壓。」
這是一個責任,未來在自己手中。
岑子杰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召集人,民陣由約50個組織、政黨、社團組成,6月9日百萬人遊行、16日200萬加一人遊行,都由民陣發起,人數遠遠超過預期。16日遊行前一天,他在記者會上眼神堅定,一再重複:「沒有暴動,只有暴政。」遊行結束,在台下民眾手機燈光組成的燈海中,岑子杰宣布:「今天遊行人數共有200萬加一人。」為什麼是加一?岑子杰說,那是網上民眾共同的心聲,「我每天會到不同論壇看大家對運動的看法,很多人說,無論多少人上街,都要加一人。」
200萬加一人遊行前一天,民陣召開記者會痛斥港府暴力鎮壓,岑子杰(前中)強調,民陣最重要的訴求是政府不能將612定位為暴動。 那個「一」,是悼念遊行前夜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墜樓過世的梁凌杰。年僅35歲的梁凌杰穿著黃色雨衣,站在高樓上長達五個小時,經過的路人都看到他悲傷孤獨的背影與懸掛的布條,布條上大大的字體寫著「反送中」,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等五項訴求。
他從小便清楚自己是同志,娘娘腔、人妖等什麼難聽的話都聽過,迫使他走上社會運動之路的也是同志。中學七年級時,學校一位同志老師遭週刊設計偷拍,但報導內容多是看圖說故事,老師臉上只有薄薄馬賽克,「他是個教學很好的老師,二個月內卻瘦了很多。」才中七的岑子杰決定出櫃,只要同學談起這話題,他便說自己也是同志,解釋同志實際生活並非大家臆測的那樣,還組織同學具名寫信鼓勵老師。後來老師告訴他,那些信件是幫他撐過去的動力之一。
從那時起,岑子杰再沒離開社運之路。「我想對抗這些種種不公平,制度上的不公平,文化上的不公平。為什麼有些人,不管他做得再好,只要因為他的身分,或是社會的風氣文化,就要面對很大的痛苦?」一滿18歲,他便登記為選民(香港選舉的規則,18歲以上的市民必須登記成選民後才能投票),「這是一個責任,未來在自己手中。」
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晚,岑子杰記得自己坐在蔡英文造勢大會現場,那是讓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時候。後來他暗暗做決定,往後每次台灣大選,他都想在現場。「不然人會很累的,在香港。」為什麼?「我們的聲音總是無法進到香港政府。台灣是華人社會唯一真正有正經選舉的地方,我很想感受,華人社會真的有民主的可能。」
這種無力、絕望,只是過程,不會是終點。
岑子杰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母親是個倔強有個性的女人。岑子杰記得,母親曾在商場開小店,管理單位想漲店租,母親便集結商場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體,才願意多負擔店租。岑子杰中學時,英文始終是他的罩門,有次課堂偷看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被校方記點「違禁書籍」。母親到校了解後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簽。」還當場撕了家長同意書。
問岑子杰為何如此有勇氣?他回答我們:「這不是勇氣,是良心。」 是這樣的母親,造就這樣的岑子杰。雨傘運動後,香港氣氛低迷,「但我們這些同志,一點低迷都沒有。」岑子杰瞇著眼睛笑了,「你看,黃耀明還是在這裡,何韻詩繼續發光,大家繼續做該做的事。有時候我會想,這種絕望、這種無力感,我們從小到大都在經歷。異性戀很清楚未來會怎麼樣,但同志不是,娘一點就被罵,生在充滿壓力、沒有希望的環境裡。」
苦痛鍛鍊成鋼鐵般的力量,支撐著他繼續走下去。即使經歷一次比一次規模更大的遊行,港府似乎沒正面回應訴求,「我們明白這些壓力,但是沒什麼,這種無力、絕望,只是一個過程,不會是終點。」他和他的同伴們仍相信,世界是會改變的,風氣終究會改變的。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被民眾暱稱為「鄺仔」、「鄺神」,深得民心。 過去2週來,鄺俊宇像是有分身術,只要是有民眾的地方就有他。港警在金鐘站搜年輕人時,他在。港警進香港大學搜查時,他在。以死明志的梁凌杰墜樓前,他也在。6月12日,民眾包圍立法會,他在鐵馬上振臂高呼的照片,還登上《BBC》頭版。隨後得知立法會暫停會議,緊繃的神經像是終於鬆了,他身子一軟,昏倒在抗爭現場。
36歲的鄺俊宇是立法會議員,24歲首度參選就成為新界最年輕區議員。3年前,他以近50萬票高票晉升立法會議員。我們在立法會附近拍照,幾乎人人都認得他、喊他「鄺仔」,叮囑他多休息,或是悄聲提醒他哪裡有狀況。網民叫他「腦細」,指的是「老大」,他則喊市民「手足」,把市民當兄弟姊妹,「因為他們就是我,我就是他們。如果再一個手足流血受傷,我會很傷心。」
有信心嗎?有啊,要相信奇蹟。
鄺俊宇出身元朗區朗屏邨,一家五口住在公屋,父親是運送豆腐的司機,母親是家管,身為老大的他早早就進入社會,第一份工作是青少年中心的助理,他在那裡接觸各式各樣的弱勢家庭。「曾經有孩子天天待在中心,我打電話家訪,結果孩子爸爸跟我說,你不過是個助理,別管事!」鄺俊宇當下理解,想要改變什麼,他得擁有更大的能力。
2009年,鄺俊宇參與廣深港高速鐵路菜園村徵收抗爭,陪著菜園村的老爺爺、老奶奶到立法會抗爭,「那天要審預算,我們坐在外面,有爺爺很擔心問我有信心嗎?我說,有啊,要相信奇蹟。」但話說完沒半小時,高鐵香港段預算項目過關,鄺俊宇忍不住哭了,身邊一群爺爺奶奶也哭了,他身後突然傳來一句話,「鄺仔,要相信奇蹟啊!」發話的正是早先問他的爺爺。
從此,鄺俊宇沒有失望的理由了,他總是告訴自己,「要相信奇蹟」。
在反送中行動裡,他四處奔走,只有哪裡有市民被刁難或遇到問題,他就二話不說前往現場。「我不敢說自己有多少能力,但議員的身分,至少可以保護他們一點點。」6月12日警方暴力鎮壓後,有大學生因吸入催淚瓦斯而肺部漲痛卻不敢就醫,深怕被檢控,也是找上鄺俊宇。他帶著學生去信任的醫院,還發明暗號告知醫護人員病患是什麼來歷。
我會站在雞蛋們的前面一點,保護他們。
200萬人遊行的前一晚,鄺俊宇接到通知,指太古廣場的高樓有示威者,他匆忙趕到現場,想上樓卻遭警方阻止,只能拿大聲公對著梁男喊話,「我跟他說,你下來,我們明天一起去遊行。但太遠了,他可能什麼都聽不到。」最後,梁男還是墜樓了,鄺俊宇激動痛哭的照片在網上流傳。我們想問他這件事,原本開朗的他沉默了,「不要問這個,好嗎?」
整整1週來,鄺俊宇幾乎都在街頭,住在辦公室裡,僅睡十多個小時。 後來,他才迂迴地艱難開口:「這個星期,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在發生,我都去幫忙。每一件事,幸好我的出現,都有一點點的幫助……。」唯一做不到的是沒有接住他嗎?鄺俊宇眼神溫柔地看著我:「那件事我不想再提了,好不好?我很感謝手足們關心我,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
採訪結束前,他說起村上春樹的那句話,「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所以你會站在雞蛋旁邊對吧?鄺俊宇搖搖頭,雙手比劃著,「如果這裡是高牆,這裡是雞蛋,我會在雞蛋們的前面一點。我要保護這個地方,保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