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大腦不外包　簡立峰

簡立峰家的晚餐時刻常見火花，近年熱點是人工智慧，「我和老婆、小孩每天晚餐都在聊AI。」他在新書《台灣AI大未來》序言致謝家人，感謝資管博士太太與孩子們常來踢館，成為他的動力。從運算機制、科技倫理、投資策略到市場漲跌，這張餐桌更像一枚運轉中的創業加速器。

「我小孩都資工背景，老大論文寫大型語言模型（LLM），從事AI產品技術管理；老二論文寫台積電供應鏈使用AI相關計畫，內容敏感，目前還不能公開。」他2個孩子都在台灣長大，赴美學成又回台灣。他接受視訊訪談，背後白牆掛著孩子5歲的水墨畫，畫中是宜蘭老家。孩子們成長軌跡與專業養成相似，老大更酷愛人類學，「孩子給我更哲學層次的思考。我們從人類學觀點去討論未來的AI—它是真聰明？還是假聰明？它只是純粹記憶力非常好？或者，它也有能力去遺忘？」

從不社交的　董事總經理

62歲的簡立峰曾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台大教授，最為人熟知的身分，是前Google台灣區分公司董事總經理。他退休後擔任台灣AI公司Appier沛星互動科技、iKala愛卡拉董事，同時是60多家新創顧問，名片上沒有任何抬頭，只有一行E-Mail。

他自Google退休後，整天抱電腦宅在家，平均每日行事曆塞6至8個線上行程，一場視訊會議結束，無縫接軌下一場。接受視訊訪談這天，中午他與金控老闆開會，下午視訊處理媒體專欄，緊接著接受我們訪談，結束後還有下場視訊行程。9月25日下午，他自外縣市趕回台北，出席2025李國鼎基金會主辦的高峰論壇，他全程不看稿，講座結束，眾人湧上交流，他傾聽各方邀請與提問，最後不好意思地說，時間真的有限，稍晚還要趕場，「我今天（忙到）還沒吃東西，我到傍晚都會發抖…」

「我沒出國念過書，但在台灣，書念得最好的人，都未必找得到我這麼好的工作。不出門就能做天下事，那留在家最好。」簡立峰退休後常待在宜蘭老家照顧父母，夜裡僻靜，幾無光害，只剩滿天星。他下班不應酬、上班不社交，LINE聯絡人是個位數，「我喜歡幫人解決問題，但不喜歡social、沒有註冊任何social media。」「我從小到大都不social，那會花掉很多時間，還不能做自己。而且，social的場合，可以幫助人的地方非常有限。」

他一直覺得宜蘭之於台北，如同台北之於全球，看似邊陲，其實接近核心，「就好像你身處十字路口旁小巷，走幾步就到十字路口，可往回幾步，又退回巷裡。」「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心情都不大會受影響。我和全世界的人視訊完，可以立刻回到我的安靜小巷。」

對大多台灣企業而言，視訊工作型態是疫後普及的協作方式，卻是簡立峰的日常。1/5世紀前，簡立峰身為Google台灣員編第一號，身旁沒有台灣人—更精確來說，他身旁沒有人。

「早在2006年，我就一人加入Google在台北101的辦公室，第一年做全球計畫，所有人都不在我身邊，我在Google完成十幾個研究計畫。」他笑咪咪說，「我每天腦袋跟美國同步，已經快30年，團隊遍布全球，我穿拖鞋在溫州街走路，下通視訊來自印度，再下通是MIT（麻省理工學院），下下通是Stanford（史丹佛）。」

「我們家族好幾個小孩在矽谷，員工挫折感非常大，表現再好都沒用。現實很殘酷，科技公司就是裁員、裁員、裁員。」簡立峰家族多人任職全球知名科技廠，甚至有人負責開發3D IC設計核心演算法，「矽谷現在非常捲（競爭激烈），裁撤量高得驚人。因為企業覺得，要把握AI發展機會，趁機騰籠換鳥。他們相信，激烈競爭，會刺激員工更懂得AI。」

冒牌者症候群　三度發作

世人眼中的超級勝利組，其實一直知道何謂殘酷。簡立峰常受訪暢聊產業、管理、科技與地緣政治，卻幾乎不聊自己。曾有主持人問及他人生挫折，他只淡淡一提：大學聯考滑鐵盧。

聯考前，簡立峰模擬考成績一直排在宜蘭縣前30名，「聯考成績出來，我真是嚇到，比預期分數低太多太多。我一直在尋找，到底哪裡出問題？大學4年，我花了好多時間探索自己。」

以為會上台大，卻分發上淡江大學電子計算機系，他大多時間泡在淡大圖書館，想找出答案。有老師曾問他：「這好比你跑100公尺，為什麼一開始跑很快，卻在90公尺時自我減速？」他自行找出解法，「從那之後，我的目標就不再是100公尺，而是120公尺—從此再也不失常。」

大學畢業，他考上台大資工所碩、博士班，1991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主題，就是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成為台灣第一位研究語言模型的博士。台大博士班剛畢業，他發展出中文檢索技術，技術移轉廠商後，開發出如今研究生與學者都在用的「全國博碩士論文線上檢索查詢系統」；他從念碩士就在補習班教書，台下全是想報考資工所的大學生。

「但這些對當時的我來講，都不夠。讀台大那6年，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冒牌者，我的老師只收台大前3名畢業的學生，我是例外。」「老師很信賴我，可是，我不信賴我自己。」那6年，簡立峰每天苦讀，衣服只穿黑色，連吃6年校內賣的「小福（台大小福利社）便當」，只因他覺得思考吃穿都浪費時間，「我沒比別人聰明，只能比別人認真。」

博士班畢業後，他許多同學任教大學，他卻去中研院當研究員，「當我拿到博士學位時，自己並沒有承認自己的學位，我仍有冒牌者心態，覺得我還差別人很遠啦。所以，我選擇去當中研院研究員，等於是當一個『永遠的博士班學生』。」

從博士班到服務中研院，簡立峰專注研究語言模型與搜尋引擎，研究主題曾被同事說「你的領域很冷門」，如今已成為全球最紅的科技顯學。「當時在充滿外國博士的中研院（系統），我覺得他們不信任我這本土博士，而且，我還是私立大學畢業的…那種冒牌者感覺，又出現了。」

2006年，43歲的簡立峰加入台灣Google，「我是全球高階主管，卻不曾出國念書，英文也不好。冒牌者感覺又來了。」他又笑咪咪分析，「我在台大、中研院、Google，人生三階段都是冒牌者（身分）進去的。但出來的時候，好像…都還不錯。」

「我的同理心，就是這樣來的。某種程度，我是個geek（美國俚語，指智力超群，擅長鑽研但不愛社交的知識分子），但為什麼溝通能力還算不錯？因為我一直習慣換位思考—那些最優秀的人，通常不需要換位思考，他們不會知道困難點在哪裡。當有一天，你天賦沒別人高、永遠都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者，你就知道人們的困境了。」

形容詞對我來說　很多餘

同理心讓他透析他人困境，演算法般的思考模式讓他總能照見問題核心。他往往不用看資料，就能旁徵博引最新報告、資訊、數字，還附資料來源。他兒時讀書就發現自己不喜歡形容詞，「形容詞對我來說是多餘的。我不感性，也不人文。」「給我數據就好。我要事實。」

他長年和全球菁英（其中也有大量geek）打交道，例如早期台灣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金銀銅牌，大概有2/3曾任職Google；「你對這些人完全不能設限、不能懷疑、不能說他沒紀律。你只能鼓勵他們。」「我的鼓勵方式喔？就是交給他們超人般的任務…」他自己答完，哈哈笑到微岔氣。

在Google上班時，簡立峰對助理第一條規定是「不可幫我訂便當」，只因他認為人人平等；退休後任何邀約，若他答應出席，往往拒掉所有排場與宴飲，騎Ubike往返會場。負責採訪整理《台灣AI大未來》的作者蕭玉品觀察，簡立峰和全球頂尖專家共事多年，卻完全沒架子，且高度自律，「他一天好幾場視訊、一年百場實體演講，每天抽空運動、每週回家照顧爸媽，全部自己安排聯繫，沒有祕書、助理。」

任何人成功　都與我無關

2020年，57歲的簡立峰婉拒美國總部多次慰留，正式從Google退休。沒有社交活動的簡立峰採「全被動式」接受外界邀約，如同既往，全部行程透過E-Mail聯繫，他至今幾次受訪和出席公共場合，都穿黑色衣服，「這樣我就不用傷腦筋找任何衣服，我專注的一小時，可以幫總統、上市公司老闆，也可以幫年輕小朋友解決問題，我要高效運用時間，別把時間浪費在我個人身上。」「任何人的成功，都和我沒有關係。我在乎的是：我那一小時給別人的時間，有沒有盡全力？」

2020年，Youtuber、簡訊設計共同創辦人張志祺加入AAMA台北搖籃計畫，成為簡立峰的導生。張志祺回憶，疫情解封後2人第一次實體見面吃飯，全程都在聊AI，此後每次2人吃完飯，簡立峰離場時幾乎都騎著Ubike，奔赴下個行程。

張志祺自稱本來也是個宅男，只想在自己領域過舒服人生；去年底推出AI打造的數位分身，關鍵因素之一，就是簡立峰持續分享趨勢、不斷鼓勵。「老師說，他不想今天、不想明天，永遠在想『後天的事』；因為今天、明天的事，會讓大家競爭吵架，但思考後天的事，你不會有敵人，而且在未來，大家都可能成為你的夥伴。」

例如，早在今年初，簡立峰就告訴張志祺，AirPods Pro 3很可能推出即時翻譯功能。不久後，蘋果公司果然宣布：AirPods Pro 3將Apple Intelligence即時翻譯功能置入耳機。張志祺回憶：「老師今年初就告訴我：你要知道—語言的東西即將被打開了！可以為這件事先做準備。」

「我覺得，那麼多人尊敬他（簡立峰）、大家都叫他老師，是很有道理的，他真的很願意分享。我常覺得我何德何能、我是什麼咖？可以三不五時寄信給他，然後占據他一、二小時？」AAMA導師導生制度效期一年，但張志祺至今仍常寫信請教簡立峰，「老師每次聽完我的問題，都會很認真幫我分析：這次要注意什麼？可能有什麼風險？還有，永遠記得：要替人雪中送炭。」

大腦開外掛　別輕易外包

AI年代，簡立峰常提醒一個概念：別把大腦外包給AI。

「『大腦外包』是AI對每個人最大的打擊。」他解釋，許多人認為有AI就無須學習，「這跟你用Google Maps導航很像。你依靠導航久了，連隔壁怎麼去都不會了，但你可能因使用導航，到達從沒去過的地方。」「這是種交換。我們換一點、換一點，可能得到很多；但一不小心，就交換過了頭。我們熟悉的東西，會因此變得不熟悉，可是科技解決我們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說到底，我們交換出了什麼呢？「不知道。」他難得給出不確定的答案。

「大腦外包久了，你就不學習，久而久之，喪失所有基本能力。」簡立峰演講時很愛放一張PPT，畫面有點驚悚：西元250年前後，巴黎主教聖德尼遭迫害殉道，遭利劍斷頭後，仍撿起地上頭顱，捧著斷掉的頭，繼續講。「古代哲人死了都要把頭捧在手上；但現代人某種程度上，有了AI，我們自己把頭（思考能力）交出去。」

與「外包大腦」相對的另一種可能是：「外掛大腦」—他解釋，這好比把AI當成瀏覽器，如同日常透過瀏覽器吸收知識與資訊的過程，瀏覽器不僅記錄使用者的瀏覽內容，更深刻了解使用者的喜好與習慣，若善於利用，累積的數據更全面。

「如果可外掛大腦，把這拿來當成你個人資料庫，這不是很好嗎？對AI來講，它了解你，一個外掛大腦可以為使用者做很多個人化服務。」他又想出一個頗具生活感的比喻：「我們和爸媽講話，是不是都比較直接、比較凶？因為爸媽懂我們嘛。而那個『懂我們』，其實就類似AI的『無形服務』，也可視為一種瀏覽器。」

科技從未脫離人性，所有進展最終仍回應人類基本需求。簡立峰母親畢業於日治時期的蘭陽女中，近來他讓母親與手機AI對話，搜尋高中時代的老校舍照片。老人家嚇到直呼：「這AI感若（好像）神仙咧！」他覺得，AI好像給老人開了記憶外掛。

他父親高齡97歲，日前住院苦等不到醫師，他擔心老人家看病科別多、治療角度不同、藥物副作恐互相矛盾，又開起外掛，將父親年齡、症狀、病程與藥單發給Gemini，結果發現某顆藥不適合父親長期服用，Gemini建議可減一顆藥，後來主治醫師也確認可行。科技意外成了第一線的依靠。

人生的感性　都給了家人

自稱「不感性也不人文」的簡立峰，人生裡的最感性，其實全都給了家人。簡立峰讀台大博士班時，在台大資訊中心教書打工，認識大學部的學妹，苦苦追求。學妹後來赴美深造，簡立峰一天寫一信，2年後學妹學成歸國，「我寫了500多封信，她就回來了。帶著行李和一箱的信。」「還好有追到她，否則她就不回來啦。她為我犧牲滿大的。因為那時，留在美國發展比較好。」

學妹卜小蝶後來成為師大圖資所所長、教育學院副院長，現已退休。張志祺說，簡立峰有浪漫一面，例如導生們幾乎都知道，任職Google前，簡立峰曾拿到微軟中國的聘書，然而當他告知太太，她眼淚馬上掉下來。簡立峰立刻回絕微軟，放棄超高薪邀約。簡立峰夫婦對話也總不離最新科技；他曾在許多場合分享老婆的旅行趣事，「我老婆出去玩，在芝加哥走路走到腳破皮，去藥妝店買繃帶，幾十種不知怎麼選。她拿手機一拍，讓AI幫她選。AI還把使用說明都告訴她。」

當人工智慧快速滲入各行各業，焦慮成了普遍情緒。許多人擔心，自己的角色是否終將被演算法取代？佛教團體法鼓山也邀簡立峰演講，法師們給他出了一道題：聖嚴法師的著作體系清晰、資料充足，AI在語言回應上幾近無懈，宗教會被取代嗎？

簡立峰坦言對宗教並不熟悉，便請AI協助分析，從全球宗教到佛教，再談到聖嚴。透過與AI對話，他發現宗教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無法完全參透生死；「臨終時，沒人希望陪在身邊的是機器、是冰冷的AI。人們渴望的，是那個對自己有意義的人，握住自己的手。」於是他對法師與信眾說：「分析到這裡，就釋懷了。就把AI當成新的傳播媒介吧。」

法師們的這一問，其實點出AI尚未能碰觸的核心問題—人類的精神與情感需求是否能被取代？人類該如何與AI對話，才能理解它的邊界、守住「生而為人」的位置？

簡立峰說，台灣人才解題能力超強，但普遍欠缺提問能力。他任職台灣Google時，曾聘用一千名同事，其中有900多名工程師，卻連一位來自台灣的產品經理都沒有，「這反映出台灣教育模式習慣讓學生回答問題，而非鼓勵學生思考：『我如何問一個好問題？』」

「學歷這件事，在台灣影響大，我們用考試去把全社會排名，這超病態，像工業時代的工廠，因為這套系統最方便管理人。」簡立峰直言，教育確實讓台灣成為製造業強國—台灣小孩老是習慣在既定規則裡找答案，培養出的人才服從紀律、擅長解題，卻很少有人被鼓勵去出題，「但到了AI時代呢？我們要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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