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視同作戰,黃勝堅說,當時開始超前部屬,先作物資盤點,以實名制確認各院區口罩用量,建立數據資料,算出每位醫護人員平均用量,此後保持25天的儲備量。之後各個院區作分流管制,停止會客,並在中央還未要求時,就要求民眾進入醫院要戴口罩,並以健保卡作TOCC(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中興院區一天3,000人進出,因為限制會客才降下來,上禮拜光是進入仁愛院區的,就有7,000人。」
【抗疫十七年番外篇】遇病危重症患者先救?還是先穿防護衣? 北市聯醫總院長出考題

接獲武漢肺炎的資訊是12月底,黃勝堅說:「我們經歷過SARS,碰到都會有一點……。」他停頓一下,沒把「恐慌」講出來。1月9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啟動第一次應變會議。「那個時候讓同仁恐慌的,是防疫物資夠嗎?一開始focus在N95口罩,後來判斷外科口罩(需求量高),所以我們先買一些。」
「我們有SARS的情緒,當時已經挑上來了。」之所以動作又快又緊繃,是北市聯醫許多醫護人員都有對抗SARS經驗,想起了2003年和平醫院被封院的恐懼。「和平醫院很早就定為北區應對醫院,我們1月21日,收到第一個境外移似感染,才疑似而已,那一天就非常緊張了。我們那個時候考慮,第一個,你的裝備夠不夠讓你打持久戰?第二個,你在照顧(病患)時的安心度?那時和平醫院經過抗煞的人,他們覺得不安心。」
隨著疫情變化,配置也不斷作滾動式修正。和平醫院在SARS時期有120間負壓隔離病房,2018年整修為29間。目前可使用的負壓隔離病房(包含加護隔離病房)是35間。黃勝堅說,全台灣的負壓隔離病房是1,100多間,若疫情持續擴大,未來一定不夠用,因此1個月前研擬單人房做為備援病房,收治輕症患者,另有專責病房,負責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
「我們差不多每個院區都經歷過SARS。一開始的情境是和平的人力若都用完了,外面的資源就進去,是以應變醫院的角度來看。所以和平當初29間負壓病房,加上48間專責病房,共77間。」加上其他院區,目前北市聯醫盤點出的醫療人力可維持185間單人病房,護病比(一位護理師照顧幾位病人)是1:3。
「中興院區在1月9日就開了桌上演習,這些院區都歷經過SARS,而且老將都還在。」黃勝堅說,除了副總院長璩大成之外,北市聯醫更有一批護理長有抗SARS經驗,且長期在負壓病房工作,早早開始透過教育訓練傳承經驗,「因為其他人知道負壓病房若是用完,他們就轉成照顧肺炎病人,沒有人躲得過。我們一邊收病人,一邊做訓練,用老中青來帶,訓練的流程不是上課就可以,一定親自操作。」
當年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究其原因在於醫院業務外包,洗衣工接觸醫療廢棄物成了傳播者,目前可有針對這方面做應對?「就算沒有嚴重肺炎,我也不斷跟院區同仁講,外包的同仁等於我們自己的同仁。」外包的人員會接觸確診者所產生的廢棄物,因此都接受訓練,由醫院分配口罩。「我們希望這些人照顧固定的區域、專區,現在分艙分流的概念很清楚。」黃勝堅說,「不只護理師重要,清潔人員也很重要,我們給予相同高規格訓練。」他表示,只要是在院區照顧病人的團隊,都會爭取相關獎勵,但有法律適法性問題。「趁我們已經看到問題跟中央反映,這個照護所有人都很重要,希望獎勵能普及,雖然不是領我們的薪水,但卻是同一個團隊。」
目前負壓病房連疑似個案也收治。黃勝堅說,副院長璩大成與台北市長柯文哲都表示繃得太緊,但他認為可作為戰前演練。「疑似個案當作確診操練,這樣子操練2個月,真有確診進來,我們也不害怕。」
採訪前幾日他才對醫療團隊出了考題。

如果確診患者中風,需作電腦斷層,又開刀手術後送加護病房,這一連串路徑如何避免院內感染?「昏迷指數很低要做電腦斷層,在電腦斷層中呼吸停止,是否要先插管?插管誰要插?是第一個看見的人插?還是防護裝衣穿好再插?如果插管吐得滿身都是,要怎麼辦?」
甚至,當重症患者陷入病危,急救人員發現後,是立刻進行急救?還是先穿上全套防護衣再急救?前者自身置於高度感染風險,後者則可能延誤急救時間。未來若疫情擴大,醫療照護上處處都將浮現這類難題,需要思考。
恐慌情緒也需要平撫。「一開始連照顧的人也恐慌,但慢慢發現雖然傳染力強,症狀不嚴重。」黃勝堅形容,初期醫病關係互相害怕,如今過了2個月,武漢肺炎的面貌清楚後,恐慌感才下降。「其實前面收治這些病人或檢疫者的時候,我們緊張他們也緊張,隨著照護團隊經驗越來越多,慢慢理解這樣的病人需要什麼東西,該怎麼安撫他。」
目前北市聯醫收治的190多例疑似個案,「這些病人隔離後都很焦慮,我們就是讓他們明白整個流程,其實絕大部分的人都不嚴重,提出需求就幫忙完成,例如與家人聯絡,他們會比較安心,他們需要的是被告知,像第1採陰性,我們會告訴他第2採若也是陰性就可以離開了,並提醒回去後的注意事項。」
近日境外感染者人數不斷上升,許多民眾或留學或旅遊歸國,一下機就進行隔離,充滿著焦慮與恐慌情緒。「像我們去幫忙中央的集中檢疫所,那群人也是很辛苦,出去玩了很久,先被留在日本一段時間,回台灣後又待14天,問他們總共離家多久?6個禮拜,那是很難過的。我們慢慢知道他們需要的是每一個小細節,我記得檢疫所收到第二個病人,(香港人)很惶恐語言又不通。」經過溝通,了解整個檢疫流程後,病人的心情才穩定下來。
黃勝堅說,檢疫所都是臨時設置,許多地方都需要思考被隔離者的需求,他舉例,有一間檢疫所飲水機共用,一人裝水,其他人害怕他可能已受感染,因此不敢走出房門。「要拿水拿到每一個人都夠用,中間不知道會發生多少事情,所以我們思考是不是每間都有一台飲水機,讓他們不會太恐慌。」其實就連送餐者,也畏懼,不敢送餐到房內,而是將餐點放在一條線外。
黃勝堅說,防疫之外,也要關注台灣的醫療現況。因疫情影響,醫院就診人數至目前已下降17%到20%。「如果比對,以前常來的,現在怎麼不來了?那些就是不需要來的。我最近算復康巴士,我們的外籍移工推著老人家的輪椅進來(人數)也少很多,因為他們也怕。所以到底我們真正的醫療原型,也就是非得看病的人,到底有多少?」台灣健保制度長期因「看病族」大小病都跑醫院,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此時恰可檢視整個醫療制度。
但更擔憂的,是畏懼疫情,真正需要醫療的人。「若他不來,又有醫療需求,那是不是我該們去作居家醫療?其實這一次,從去年的數字,作個比較,我們應該可以找出台灣最需要醫療的人是誰?我們自己要作檢討,我個人覺得,從一開始的未知、有點恐慌,開始學習應對,經過學習之後沉澱,接下來就是要反省,我們過去的醫療有沒有問題,經過一番洗禮後,未來要加強哪個部分?」
黃勝堅說:「我們的確遇到一些困境不知道如何處理,我們回歸核心價值,把防疫帶到人性關懷的層次,用同理心來解決問題。我們在冠狀病毒面前,都要很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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