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十七年番外篇】「以為是短期旅行卻變長期抗戰」　郭淑柳志願抗SARS連家人都沒說

當時，郭淑柳在國泰醫院服務，負責的病房正好是全院唯一有負壓隔離設備的，便順理成章收治了第一個個案。剛開始，大家還不大清楚是什麼疾病，護理長徵召志願者時，說的是「這個疾病，比較是大家沒有接觸過的…」但除了一名新人不獲允許，其他人全數參戰。

面對未知的敵人，準備時間僅有一週，「連糾結的時間都沒有，因為要馬上訓練，熟悉感控流程。」搬出了宿舍，郭柳淑直接住進醫院裡，只帶了一個小背袋，裝著換洗衣物，連家人也沒說，那段時間接到爸爸的關切電話，都是說：「還是一樣，都沒事。」爸爸何時知道的？「解疫後我回家才講，被罵得很慘倒是真的。」

談起那段「以為是短期旅行，結果是長期抗戰」的日子，關鍵還是在和平爆發院內感染，需要大量支援，國泰索性把整個7樓都改成負壓病房，五樓則當成醫護人員的隔離住所，發燒了，就住到6樓去等檢驗。

從4月到7月，春天到夏天，郭淑柳就這樣和20幾位護理同仁被放在醫院臨時隔出的空間裡。回憶當時，會覺得醫療體系崩毀了嗎？她表示，「算是吧。三層樓說封就封，大家也不敢看病了。」但空間上的隔離事小，心理上的隔離才令人難受，院外平時做醫護人員生意的店家們得知醫院收治了SARS病患，竟拉出白布條抗議，覺得他們都在散播病毒。不會不甘心嗎？你們在為國打仗，他們在外面抗議？「有一點點，但你會知道，他們是非常恐懼的。」她說。

也不是不懂那恐懼。病毒不挑人，也不挑空間，院內院外，大家一樣每天量體溫，一度之差，也能在想像中成為斷崖。郭淑柳坦言，在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資訊獲得不易，反倒使心情穩定，「大家下了班很累，也不大討論，最重要的是互相鼓勵，彼此扶持。一個蘿蔔一個坑，我們只要有人發燒，一定就有人替補。」

而活得像一個生命共同體的，不只醫護人員，還包括病人。郭淑柳都還記得，第一個病人進來時，每天除了會收到4份報紙，還會吃到大家帶給他的早餐，「可能是他吃得最豐富的一段時間。」為什麼對病人這麼好？她說：「因為你很清楚，他在裡面是很孤單的。其實想起來還蠻感動，因為我們沒有一堂課教過這個。我想這就叫專業吧。」

所以即使經常工作到脫水，甚至因此發燒，當艱難的時刻過去，還是淬煉出美好的畫面。譬如明明戴著防毒面具般讓人呼吸困難的P100口罩，還是用力地在病房為已經昏迷的病人朗讀親友寫的卡片內容，只要是能給病人多一點信心的事，就去做。

然而，就算是這般護理生涯中的高光時刻，挫折還是會不斷發生，或者說是因為挫折發生了，才激發出高光時刻。如林重威醫師過世時，消息傳到隔離病房，「一個負責照顧他的學長，後來很suffer，因為很無能為力。」但再無能為力，還是要生出力氣，「那時我們同樣在照顧一個重症病人，就想無論如何一定要讓這個病人出去。他後來也真的出去了，給了我們蠻大的鼓勵。」

郭淑柳坦言，17年前SARS的慘痛經驗，確實讓大家學到了教訓。衛教更全面，民眾有洗手的自覺，醫院也更步步為營。她說：「那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發現到原來我們對疾病的認識是如此無知，發現到我們是無法阻擋新興疾病出現的。」她也有同學在SARS之後，決定轉職，因為「意識到這是個高風險的行業。」同學在別的醫院，可能也沒有獲得足夠的保護，資訊又太混亂，「所以我說知識要累積，才能降低恐懼。我覺得17年前會那麼恐懼就是因為無知，因為你不知道會面對怎樣的狀況。」

同學也勸退她，但她還是留了下來。沒有明說的是，或許也因為有過那次經驗，更加體認到「護理的工作就是利他，助人。」她說：「我覺得可以幫助人是蠻honor的一件事。所以以前才常常說，護理師就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雖然我們現在不強調這個了，你不應該把自己燒掉了來照亮別人…」

話雖這麼說，當時20多名第一批進入隔離病房的護理師，又有幾個人在隨時可以抽身去外頭開啟解疫程序的狀況下，選擇離開呢？

答案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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