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2月來台，接受我們獨家專訪，時間控制在一小時內，畢竟話題太耗神。她準時抵達台北光點戲院，黑色羽絨衣一脫，亮出豹紋緞面襯衫，金絲銀線與興奮眼神在夜裡同時閃耀，「我抽空去逛街，這是我在台北古著小店裡找到的！」談到歌舞，她又隨口啦啦啦哼起〈La Bamba〉，瞪大眼睛，「上法院時，我會放這首歌來聽，讓自己感到放鬆一點，因為每個人都他媽太嚴肅了。」
拍照時，伊藤詩織時而調皮地爬上椅子，時而把玩攝影記者的相機。 我們請她坐在桌前拍照，想像自己面對強權，她立刻擺出嚴肅表情，眼神流露沉痛控訴。就在攝影記者說著很好、很好的時候，她突然爬上桌子，說：「我寧可這樣！」一屁股跨坐桌上，一邊大笑一邊擺出各種很chill的姿勢，又掄起拳頭，神力女超人般瞪視鏡頭。她就是不想當一個楚楚可憐的完美受害者。
2015年4月3日，櫻花盛開的季節，當年26歲的伊藤詩織，從美國紐約大學新聞與攝影系畢業不久，想爭取日本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的實習機會，寫信詢問時任分局長，也是鼎鼎有名、號稱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御用記者」的山口敬之。對方以討論工作簽證為由，約她在東京一家串燒店單獨碰面，深夜9點40分又轉往一家高級壽司店，喝了二合（360毫升）日本酒後，她感到天旋地轉，接著失去意識，臥倒在廁所馬桶旁。再次睜開眼，她無法判斷自己身處何處，一時也認不出眼前的人是誰，她被壓在床上，下腹部傳來撕裂般的疼痛，她起先用日文說：「不要。」發現沒用，用英文大吼：「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才得以脫身，她衝進浴室，從鏡子裡看見自己乳頭受傷流血。伊藤詩織解釋，在日文語境裡，年齡、性別決定了語氣和姿態，「對於身分年紀較高的男性，必須從頭到尾使用敬語說話，日語裡不存在對等的詞彙。」對她來說，用英文更能表達情緒。
《黑箱日記》中，伊藤詩織以導演和記者的身分調查自己的案件。 隔了6天，她才決定報案。歷經民間單位求助無門、醫院不懂如何協助性侵受害者，警察體系吃案並阻止逮捕加害者山口敬之、調查時以人偶重演性侵現場造成二度創傷…2017年5月29日，她在東京地方法院召開記者會，露臉具名，在連歐美#MeToo運動都尚未興起的時候，徹底搖撼日本社會長久以來對性的禁忌。《黑箱日記》中她同時是導演、被攝者、調查記者，記錄一位性暴力倖存者如何追討正義、掀開黑箱。
她有意識地反抗社會對完美受害者的迷思。所謂完美受害者，又稱為「理想受害者」，指的是性暴力受害者常被檢視行為、穿著、甚至職業須滿足大眾期待或符合「經驗法則」。
出席記者會當天，伊藤詩織並未聽從律師建議穿白襯衫與黑西裝，而身穿一席深色襯衫搭配珍珠耳環和精緻妝容，果然被輿論批評穿太低胸，連扣幾顆釦子都被檢討。她對友人說：「那我不如穿泳裝上場，穿一件超華麗的禮服也行。」
召開記者會需要跳下懸崖的勇氣，我們問起是否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讓她下定決心？她斬釘截鐵地說，沒有，但那一年，是日本強姦罪長達110年未修訂以來，第一次進入國會討論議程。「作為一個倖存者，我敲遍司法和警察系統的每一扇門，但全都沒用，他們甚至可能刻意掩蓋。公開這件事不僅是為了重新審理我的案件，也是想對國會施加壓力，如果我不大聲疾呼，他們可能會推遲修法，甚至完全忘記。同時，這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行動，我必須向其他記者尋求幫助，因為我無法直接對那些可能阻止逮捕加害者的人提問。」
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她願意露臉的原因？她回答：「受害者要表現受害者該有的樣子，要處在一個悲傷、弱勢的位置，必須躲起來，覺得自己很丟臉，我對這類狀況感到非常質疑，而且我又沒做錯事。現在不說出來，法律就不會朝好的方向改進。」
但她還是失望了。媒體圈內散播著謠言，要記者不要接觸這起案件，多數電視媒體視而不見，報紙版面也很少；記者會後，她被肉搜、威脅，有網民酸她「潛規則大失敗」，攻擊她在做秀，只為博取個人名利。受訪後回程途中，她昏倒送醫，好幾天沒有咀嚼食物的力氣，也不會感到飢餓，連續一星期以上只吃流質食物，無法深呼吸，身體就像死人一般冰冷。
一個月後，她決定寫書，並以記者的身分調查採訪自己的案件。她的書桌放著《新聞的本質》《麥田捕手》，她將錄音筆藏在胸罩，每次與檢警對話全部祕密錄音。當她得知警視廳刑事部長中村格正是下令終止逮捕的關鍵人物，她決定突襲採訪。在紀錄片中，她穿著襯衫與平底鞋，在車內反覆練習要問出口的問題，在中村格準備開車出門時，冒著生命危險撲向車子、拍對方的車窗。然而，對方沒有回答問題，很快將車開走。
2017年召開記者會前，她告知父母，母親說：「詩織已經決定好了對吧？妳只是告訴我們要做這件事，不是要和我們討論，妳從小就是這樣。」
伊藤詩織小時候最愛的卡通是《麵包超人》，有著圓圓臉的英雄會把自己臉上的麵包分給飢餓的人。我們讚她像麵包超人，她卻說自己是紅精靈（Dokin-chan）—與反派角色細菌人站在一起的任性驕縱小女孩。「我一直想當麵包超人，但媽媽總是叫我紅精靈，因為她覺得我總是很自私，只顧自己想要什麼。我離英雄還差得遠，我並不是那種好榜樣的人，不過…這就是我啦。」她調皮一笑。她小時候就很有正義感，沒有辦法對欺負弱小的人視而不見，曾經把一個男生揍到流鼻血，母親還親自登門道歉。
她是長女，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是建築設計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她9歲時開始擔任模特兒，因太過引人注意在學校被霸凌。15歲，她不顧父母反對，用當模特兒賺來的錢到美國堪薩斯州讀高中，住在寄宿家庭。她小學時的夢想是「在熱帶草原一邊研究動物，一邊做和新聞有關的工作」，為了到紐約念新聞和攝影，她當翻譯、保姆、在鋼琴酒吧兼差（她便是在酒吧初識山口敬之），打工到過勞；上大學後，也曾因為經濟窘迫，轉往西班牙、德國的大學修學分，只因歐洲學校學費全免。
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成為記者。但這一切在她欲求職、卻遭山口敬之權勢性侵時，被毀滅殆盡。對方在得逞後說：「真想趕快帶妳去華盛頓，妳合格了喔。」她人生目前為止的所有努力與夢想，被輕易地捏碎了。
性暴力是對靈魂和人格的謀殺，她不甘願就此沉默噤聲。2019年，山口敬之刑事準強姦罪確定不起訴後，她遭對方反告妨害名譽，求償1億3,000萬日圓，民事訴訟開打。同年底，東京地方法院宣判伊藤詩織勝訴；2022年，最高法院維持她的勝訴判決。
伊藤詩織的民事訴訟在2019年一審勝訴，紀錄片中記錄此歷史時刻。（翻攝KYODO NEWS YT） 一切都不容易。伊藤詩織曾經因為看到加害者山口敬之的照片，或與其外形相似的禿頭、留鬍子男性，就恐慌發作、呼吸困難，但她克服PTSD（創傷後壓力症）帶來的身體不適，在法庭上交互詰問時直視對方的眼睛，彷彿在告訴他：「我還在這裡。」
山口敬之在官司敗訴後，於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舉辦記者會，伊藤詩織異常冷靜地坐在台下，像其他記者一樣在電腦上打字。我們驚呼這個舉動實在太驚人，問她怎麼做事前準備？現場是否有跟對方眼神接觸？在我們面前，她放心展露脆弱，表情嚴肅起來，失憶般小聲說：「我不認為…我不記得了…」她要了一杯濃縮黑咖啡，勉強打起精神，繼續說：「無法事先準備，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無法預測自己的身體會有什麼反應，所以我帶了2位我最信任的記者朋友，坐在我的左右兩邊，如果發生什麼事，我可以找他們。」
話題過於沉重，受訪到一半，伊藤詩織要了一杯黑咖啡讓自己打起精神。 伊藤詩織說：「外國特派員協會一開始很猶豫，他們認為我不應該去，但後來他們說我是記者，有權利出現在那裡。對我來說，以記者身分出現在那個房間裡，就是一個訊息—我挺過來了，他沒能擊垮我。那比官司勝訴本身更重要。」陪伴伊藤詩織經歷多場法律訴訟與死亡威脅的製片人漢娜．阿奎林（Hanna Aqvilin）說，詩織當時經過深思熟慮，與友人、其他記者討論後，決定出席這場記者會，「她的出席，是堅韌的象徵，也是這場倖存旅程中的重要時刻。」
「詩織選擇公開她的故事，這完全是她自己的決定。我認為，當時沒人建議她這麼做。她選擇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即使這伴隨著巨大風險。」漢娜．阿奎林陪伴伊藤詩織走了將近十年的旅程，坦言《黑箱日記》拍攝過程特別艱難，因為這是一部關於伊藤詩織自身生活的作品：「倖存的意義在於持續活下去。這不像民事訴訟，勝利以後就能輕易翻篇。我認為，整部《黑箱日記》反映一個現實—性暴力傷口可以癒合，但疤痕會一直存在。」
漢娜．阿奎林說，許多人讚伊藤詩織「堅強」「勇敢」，但伊藤詩織其實很抗拒這種「讚美」。「在日本，詩織的案件成為一個象徵。她明白，如果她沒有成功，可能會讓其他倖存者失去站出來的勇氣。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正如詩織所說，她只是個普通人，並不是真的堅強，只是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行。」
「在艱辛的拍攝日後，詩織總確保我們能享受美食、飲料，還有歡笑。她非常關心人，常為團隊做飯，尤其擅長做火鍋。她的廚藝真的很棒。」漢娜．阿奎林說，伊藤詩織總是隨身攜帶香料、蒐集各國辣醬，也常自備小禮物送給拍攝團隊成員。
伊藤詩織曾前往西非獅子山共和國報導當地女性割禮，圖為工作照。（翻攝hanashifilms粉專） 漢娜．阿奎林也觀察，伊藤詩織有超強行動力，「詩織曾赴獅子山共和國，報導女性生殖器割禮（FGM）議題。她獨自前往當地報導這個關於不公正的故事，她與人建立聯繫、並贏得信任的能力，讓人敬佩。」「她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並且對改變世界深懷使命感，希望報導、傾聽那些受壓制、被忽視的聲音。」
伊藤詩織與漢娜．阿奎林合開的製作公司取名「Hanashi」，既是2人名字的合體，也是日文「發聲」的意思。藉由書寫與發聲，伊藤詩織找回自己的話語權與主體性，那也是療癒與復原的重要關鍵。談到復原，她嘗試過打泰拳、瑜伽、冥想，去年5月還踏上「四國遍路」88所寺廟朝聖巡禮，環形路線全長1,400公里，她花2週走了400公里，還跳進海中，感覺到不再背負著身體重量的輕盈感。她說自己進步了，「當我恐慌發作、呼吸困難時，我學會如何應對。復原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對我來說，完成這部電影並分享，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療癒方式，因為我可以重新建構自己的故事，擁有講述這個故事的主導權。」
2022年烏俄戰爭爆發，她前往基輔記錄戰爭下的性暴力罪行，「我發現只有一起報案紀錄，而且是由當事人的朋友報案。戰爭後人們首先要逃難，要活下來，所以對女性來說，談論這些事真的很困難。我去了性暴力中心，發現烏克蘭和東亞很相似，心理治療並不普遍，仍然帶有很多汙名。那裡的一位諮商師告訴我：『要復原，首先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
性暴力議題經典著作《創傷與復原》如此描述倖存者的復原三階段：建立安全感、重述創傷、被社會接納。伊藤詩織藉由拍片重述自己的故事，展現龐大力量。然而，儘管《黑箱日記》巡迴全球，獲獎及好評無數，她卻感覺自己正在遠離日本。她的真實感受是：「我開始感受到某種反彈，我覺得我失去了自己的家。曾經是我家的那個地方—一個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日本，卻讓我感到不安。這讓復原變得更加困難。」
漢娜．阿奎林（左）和伊藤詩織（中）出席日舞影展，右為剪接師Ema Ryan Yamazaki。（翻攝sundance.org網站） 發聲後，網路攻擊讓她進入半流亡狀態，這幾年，她來回於倫敦、日本，最近在柏林租了公寓，卻覺得柏林的天氣過於陰暗。去年她帶著一只行李箱奔波各地影展，不斷談論自己的創傷，她坦言感到疲累。「我確實在找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讓我可以安定下來，建立一些東西。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會走向哪裡，所以我只是活在當下，看看哪裡讓我覺得舒服和安全。」
她在日本總是戴著墨鏡或帽子，但她厭倦了一直害怕。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她反而決定不再偽裝，「因為太累了。有次生日，朋友送了我一件防刀割的坦克背心，我心想：『哇！難道我以後要每天穿著嗎？隨時擔心有人會來刺我？』有時我去危險的地方採訪時，我會穿著它，但如果在日本真的有人攻擊我，我也無能為力。」更多時候，傷害來自網路上匿名的惡意，「聽到那些攻擊和威脅總是很難受，他們的目的是想讓我活在恐懼中，所以我不想讓他們得逞，我不能放棄。而且如果有類似經歷的人看到，也可能會造成傷害。」
2020年，伊藤詩織控告3名在推特發布諷刺圖文的網友，求償770萬日圓損害賠償，並要求刪除貼文。「我全部勝訴，當時針對網路酸民提起民事訴訟的案件並不多，這算是首例。但我也發現即便贏了官司，有些人並沒有支付賠償，還是有辦法逃避責任，法律系統中還是有一些漏洞。」
她笑說考慮搬來台灣。有次音樂大師?本龍一在台灣中部山區與原住民一起唱歌，特地發了訊息和影片給她，說她一定會喜歡這裡，邀請她過來玩。坂本龍一是在輿論一面倒時，最早公開支持她的名人，話鋒一轉，她神色黯淡下來，「他本來打算為這部電影配樂，但後來他過世了。」
事件已經過了9年半。那些觸發創傷的因子總是藏在日常生活細節，在毫無防備時襲來，有次她猛然想起，已經4年沒有看櫻花了，只因案件發生在櫻花盛開的季節。為了紀錄片，她拍了隨波逐流的櫻花花瓣，似乎象徵不再一樣的日本。「去年4月，我在巴克利（靠近舊金山）和朋友一起看櫻花，那剛好是影片放映完，我們在櫻花樹前拍照，當時我感覺，我可以呼吸了。」她淡淡說。
伊藤詩織（左）日前來台與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右）對談，她試圖緩和現場氣氛，要在場觀眾深深吸吐，擁抱自己。（金馬×司法影展） 2024年11月，伊藤詩織來台出席金馬×司法影展講座，與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對談。汪怡君說，社會對性侵案仍傾向責難受害者，強調是受害者「自找的」，藉此合理化性暴力，或淡化性暴力對受害者造成的創傷。「伊藤導演說：『強暴是對於靈魂的謀殺。』確實，受害者外觀上不會斷手斷腳、或失去生命，同時卻被期待要有特定性別、年齡、行為舉止，這影響了受害者如何對外敘述自己。」
「伊藤導演不是一個典型的受害者，更何況，受害者沒有典型。」汪怡君強調，與其說伊藤詩織是非典型受害者，不如說她的創傷反應模式非常典型：「她的日常場景是破碎的—遇害的飯店門廳、強暴案發生在櫻花季，加害者的禿頭特徵…日常生活的一切，好像從此就被潑墨汁汙染了。舉目所見，都能讓她想起受害經歷。」
汪怡君回憶，座談會提及非典型受害者及台灣《刑法》性犯罪相關的修法環節，伊藤詩織壓抑著激動，邀全場給自己一個擁抱，「縱使伊藤導演表現得非常專業、神色上沒什麼變化，但我可以感覺，她覺得自己被理解了。」「她很想告訴大家，受害者不是各位想像的：軟弱、哭泣、悲慘的樣子；她可以過上自信、堅毅的生活。她的很多情緒，其實藏在眼角裡。」
《黑箱日記》在日本上映受阻，我們側面打聽，儘管加害者已離開電視台，但日本發行商仍感受來自政商的壓力，伊藤詩織的家人也還沒看過電影。日前美國傳來捷報，影片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類前15強候選名單，意味著離奧斯卡更近一步，為反攻回日本增添一絲希望。
伊藤詩織（前排中）與觀眾合照，她用歡笑和歌舞緩解觀眾看完紀錄片後的沉重情緒。（天馬行空提供） 影廳燈亮，啜泣聲此起彼落，台灣性暴力倖存者K是其中之一。「我朋友也是影像工作者，她陪我經歷性暴力創傷，很清楚那種『來來回回的痛苦』是怎麼回事。但朋友也說，如果她是導演，不會在紀錄片中收錄那麼多歡樂自在、有上妝的鏡頭，因為怕被人誤解…但隨即，她又對這種想法感到羞愧。」K忍不住與朋友討論：「性暴力受害者一定要是某種樣子嗎？我非常感激，伊藤詩織拍出真實的、受害者的樣貌。」
長期關注#MeToo運動的台灣劇場導演黃郁晴也在觀影人群裡。「我4年前讀了《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讀第一遍時，我不懂詩織為什麼不趕快切入（性侵）事件？當時的我，沒意識到詩織寫作時需要多麼努力節制情感—只有把自己當成記者，她才能活下去。」
影廳裡，陸續有觀眾哭泣坦白自己如何活下去；有人分享自己幾歲遭猥褻、幾歲遭性侵…，伊藤詩織聞言，立刻衝上前，給對方一個擁抱：「盡一切努力倖存下來，不是每個人都要站出來發聲，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怎麼做最適合，別人的雜音未必正確，一定要繼續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