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時您是康乃爾的博士生，前途似錦，能否請您先與我們聊聊，若沒有刺蔣案，您到美國之後的人生規劃及夢想，原本是怎麼樣的呢？
【刺蔣番外篇】黃文雄談刺蔣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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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996年剛返台後那幾年，黃文雄鮮少在接受採訪時談及當年的刺蔣案，連好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幾次邀他希望做口述歷史，也被黃文雄婉拒。黃文雄說，若要他談刺蔣案，他認為一次寫一篇文章、完整談一個議題或概念，會比自傳有意義。
也因此，當我們向黃文雄表示我們正在做刺蔣案的報導，希望能採訪他時，他看完採訪提綱後，竟逐題洋洋灑灑手寫了十多頁答覆，並希望我們照此刊登。這實在令人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們先前並未談妥這樣的報導形式，況且即使如他所說、以問與答的形式呈現，媒體也有權刪減取捨，畢竟這並非個人專欄或投稿，何況他一共寫了6千多字；最重要的，若往後其他政治人物或企業老闆受訪時也要求比照辦理，那還得了。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感動，因為已81歲的他雙眼罹患黃斑部病變多年，又因罹患「血管型失智症」，這些年來大腦認知能力不斷退化，因此寫這些文字想必花了他不少心力，只為了把想法表達得完整精確。大概也正是這樣近乎某種精神潔癖的性格，才能讓他在回台後不受任何權力或利益的誘惑，始終堅持年輕時的信念，一輩子從事社會改革工作，從未改變。而審閱後我們認為他的陳述應無違背具體事實，因此衡量後決定將他辛勤寫出的文字，在網路上分成3篇，完整呈現。以下是黃文雄的答覆。
答：我大學和研究所讀的都是新聞，比較關心國際事務，英文也還好，有些外國朋友。其中幾位還非常有趣，像昨晚在慕哲提到的那位，他父親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裡的國際志願軍 International Brigade，所以一家都對佛朗哥的西班牙很熟。其他幾位還參加過60年代初已在崛起的美國學生運動。那時的台灣很閉鎖，跟他（她）們來往談論，越來越覺得必須出去體驗外面那麼大的世界，這是我出國留學最強大的動機。
至於拿到學位後有甚麼計畫，大概還是在美國找家大學教幾年書，繼續看看這個世界，然後回國教書吧。教書有許多我喜歡的好處，例如寒暑假的時間、和年輕人接觸的機會，也許還可以加入和發動社會運動。當然，因為刺蔣，這一切都只是計畫而已，除了1996年回國後這21年的社會運動。
二、您曾撰文寫到，當年那樣的時空背景下，不少人都有刺殺蔣經國的念頭，您是其中之一。能否請您與我們更詳細地談談，60年代美國反越戰、各種人權運動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曾經帶給您那些啟發，而那樣的社會氣氛下，對比台灣的政治環境，您何時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刺殺蔣經國的構想呢？
答：刺殺蔣經國的構想是去美國後才有的。
1965年我從匹茲堡大學轉學到康乃爾大學，年底聽到連文星雜誌都被禁，雖然不出意外，還是相當震驚。那時正好在修一門政治社會學的課，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台灣KMT治下的國家／社會關係。文章要點是，從228、其後的清鄉，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1960年的「自由中國」事件，現在連文星雜誌也被禁，是一個重要的徵象。黨國對社會幾乎完全的宰制，恐怕將進入一個新時期。我從電子工程學借用了一個字，說它即將進入「超穩定」（ultrastable）的一家一黨獨裁統治。
那時海外的反蔣人士多半泛泛的談如何打倒國民黨，我開始思考的卻是先如何階段性的打破這種「超穩定」狀態，而蔣經國正是關鍵人物。但這時還沒有刺殺的構想。
我確實花了不少時間努力觀摩、見習、參與美國「196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學美國的公民社會是怎麽自我組織、怎麽運作的，但那是為將來回國用的。在美國，絕大多數這些運動不是合法的、就是有法律程序傳統可尋的公民不服從。那時期的美國，社會和人民有少數人訴諸暴力，美國政府也出了些爛招。但整體而言，即使對美國來說，「1960年代」堪稱動亂時期，公民社會和國家機器之間，還是有某種台灣人很難想像的平衡，例如1968年詹森總統被迫放棄連任；同一年戴高樂總統也被學生和工人聯手逼得離開巴黎。同樣的運動如果發生在當時的台灣，參與者會有甚麼樣的命運？早就血流成河，到處是集中營了。這是我學到的第一課：社會自我組織的能力，對維持深化民主制度以及匡正民主運作的重要性。所以對台灣來講，首要問題是如何先打亂蔣家政權的「超穩定」統治，讓這種社會能力有冒頭、鍛練、成長的機會。
但還有重要的另一課要學。我做了些冷戰史的功課。講一個最有啓示力的案例。台灣海峽的蔣政權是冷戰中對美國最重要的反共前線基地之一，就像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位在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的要衝。二戰前，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來就是一掛的。西班牙雖然在二戰中保持中立，戰後還一度被禁止參加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是，一旦美蘇冷戰爭霸開始，這些都不算了，美國還是和西班牙簽約結盟。打倒有幾十萬軍隊的蔣政權如何可能？即使掛著「自由世界」的虛名，美國多半第一個就不會容忍！這是那晚在慕哲的討論即便只有20分鐘，我一開頭就從所謂自由世界和佛朗哥的西班牙談起的原因。
我開始思考：我們可以有甚麼中長程的武器去對付蔣政權的超穩定统治。後來很多人，包括我，開始談論刺殺小蔣的可能。有一天我才突然想到，這不就是嗎？至少刺殺小蔣這一步－－我要強調「這一步」3個字－－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也擋不了的。去除了小蔣，蔣介石還是會牢牢地掌控台灣，但KMT黨內接班的權力鬥爭必將再起，這就有鬆動蔣家超穩定黨國宰制的可能，給民間社會打開一些空間和可能性。
那些年，談論刺殺蔣經國的人越來越多，我也會加入討論。嘗試了幾次後，我學會不提美國。那時多數台灣人對美國了解不夠深，提了美國反而麻煩。但慕哲那晚我花了時間從美蘇冷戰時期的所謂自由世界談起，就是出於這樣的緣故。在強權爭霸的世界，這個教訓到今天應該還是有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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