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他搬到廣東住了幾個月，本想紀錄珠三角的農民工群像，結果遇到工人抗爭，他從沒想過拍攝現場這麼危險，警察把群眾打得頭破血流。對女工也不留情，踩著她們的頭踹進警車。氣氛緊張，他有時進不去現場，就把幾台機器交給工人。「我就教了10幾分鐘，他們就會用了，我就說，你們啊，那個盡量拍穩當一點，一個鏡頭拍久一點點。後來我發現他們拍得真好。」這些女工平日沉默寡言，但站出來與資方抗爭時卻口齒清晰，充滿力量。這些畫面後來剪成《凶年之畔》和《喊叫與耳語》兩部片。
【聞海番外篇】他拍女工難民變成國家敵人 在荒涼大地上記錄惡之花
會員專區人物
聞海2001年離開央視後拍攝青少年集體生活的第一部作品《軍訓營記事》就頗受好評，後來連續幾部片都有入圍國際大獎，剛好是中國民間力量最蓬勃的時代，政治環境也相對鬆動，加上攝影設備普及，拍攝成本降低，聞海在那幾年建立了自己鮮明的藝術風格。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專技副教授蔡崇隆認為聞海紀錄的中國，讓他想起台灣解嚴前的社會氛圍，知識份子很積極，民間社會也有很多工運、農運抗爭，有很多可能性，但也有很多看不到出口的鬱悶。前當代藝術館的館長潘小雪教授覺得聞海作品在灰暗平庸，冷漠絕望的日常紀錄中，傳達很高的人文價值。「他的影像就是有一種雕塑感，像布列松那樣，你會覺得裡面有一種慈悲。」
他也是其他中國導演的合作夥伴，2015年他接受艾未未委託，到敘利亞、土耳其邊界拍攝難民。在愛琴海上他看著如鏡般的海洋正讚嘆，艾未未告訴他：「聞海你知道嗎，有4千人葬生這片大海。」他雇了當地人，租了快艇，每天凌晨3點躲在海琴海沿岸，等著拍難民坐皮筏艇來的畫面。住在敘利亞時遇到幾次空襲，砲彈飛過頭頂，他奇蹟似地毫髮未損，還能活著回來把素材交給艾未未。後來回憶自己怎能一路走到現在，他總會想起這些難以解釋的驚險時刻。
他本來一直困惑：「我們只是拍紀錄片的怎麼成了國家敵人？」後來在香港寫書整理中國紀錄片歷史，才慢慢更認識同代的中國導演，也才領悟到原來2010年阿拉伯之春對中國官方的影響很大，像艾曉明、艾未未這樣的行動者，使用影像想直接改變社會，還可以號召民眾來圍觀，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客觀紀錄，而是醞釀出革命的火花，這都讓官方備受威脅，決定開始鎮壓網路和影像創作。
法國知名電影學者杜阿梅教授很喜愛聞海的作品，但她也警覺到，歐美影展常將大獎頒發給中國獨立電影，可能是某種西方視角的傲慢，只是陷入一個異國情調的中國。杜阿梅在評論聞海電影時提出重要提醒，這種關注可能反而會讓中國紀錄片工作者陷入一種「反抗官方消息」派送者，這種令人疲憊不堪的角色中。
聞海確實就如所述，懷著倖存者的某種使命感，把中國紀錄片在海外推廣的責任當作自己的使命，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郭力昕教授演描述聞海風塵僕僕、勤勉不懈穿梭各地推廣的樣子，形容他就像「摩頂放踵的傳教士」。
他曾受邀到巴黎國立高等藝術學院演講，講題是〈怪物與惡之花〉，引用波特萊爾詩集的意象。因為政府的監控，他只能像躲在暗處的怪物，用祕密方式拍攝，完成的作品也不能光明正大放映，但他拍攝的人們展現的生命，卻是在惡劣土地中生長出來的瑰麗花朵，無比珍貴。他說：「極權政府做的是對人的否定，所以紀錄這些人，就是紀錄生命的印記。」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未經鏡週刊授權，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等均不得引用、改寫、轉貼，以免訟累。
小心意大意義，小額贊助鏡週刊！
贊助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