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很能適應環境，2016年他在寶藏巖當駐村藝術家，那天他帶我們故地重遊，穿著汗衫，很自在地踩著一台老鐵馬，騎在羅斯福路，完全溶入台北街頭。
【聞海番外篇】離開電視台，紀錄底層生命 他卻連自己的國家都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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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海在台灣期間，住在台北河堤邊，去他家過程有點曲折，因為要鑽進防火巷，建築又密集，跟隔壁都貼得很近，他走在前頭帶路，突然我就跟丟了，正在東張西望，他從某個暗處打開門，招呼我們:「在這兒。」 這次來台遇到疫情不能出門，會不會有點悶 ？他說不會，自己可以接受很克難的環境：「我在雲南農村拍片住了2年，房東的被子像菜乾一樣，床底下都是發芽的土豆，頭底上還放了13個水桶，接漏水。」
他1971年出生於海南島， 在湖南岳陽長大，父親是軍人，全家都住在部隊大院，小鎮歲月靜好，他卻快窒息，家裡訂的雜誌是唯一窗口。長沙親戚家有西洋畫冊，他成天跑去，看得癡迷。「所以我想去北京，只有北京有這些電影啊，藝文的資源。」小鎮文藝青年在25歲如願以償，考上北京電影學院，但學校很封閉，老師也保守，他的學習都在體制外，跟藝術家同學鬼混 ，跑去法國使館看老電影放映，「聽不懂法語， 至少可以看畫面。」
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曾寫下聞海投入紀錄片的經過，當年他從湖南老家到北京念電影學院畢業後，投入央視的新聞部門，製作時事專題常常得獎，卻辭去這份令人稱羨的工作，要自己出來幹導演，為此聞海的父親曾4次從湖南到北京找兒子懇談，勸他回心轉意，青年導演正值意氣風發，正要投入時代浪潮，哪會聽勸。10年後回湖南老家，他才跟父親坦承：「你當年跟我說難，我還不知道⋯⋯我現在知道了，真的很難。」
他後來很少跟家人講自己的工作。 問他爸媽怎麼理解他在拍什麼， 他跟我說一個別人的故事：「法國有一個很厲害的中國畫家叫嚴培明，他說自己一定要在中國做一次展覽，趁他老媽沒死之前，要不他老媽一輩子都不知道他在幹嘛，他要在老媽面證明他自己有多富，多有名氣⋯挺逗的。」別人的故事挺逗的，但想到自己的電影在中國也從來沒放過，他就比較笑不出來，嘆口氣：「其實在中國，我們就是邊緣人。紀錄片導演就是底層人拍底層人。」
雖然身處邊緣，但他得以貼近他所拍攝的底層群眾生命。在《西方去此不遠》中，岳陽助念團的師姑們到鄉下幫失明小孩洗澡，骨瘦如柴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畫面一轉，破舊土房床上老人正彌留，師姑大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後來畫面一路拍到她們陪同老人斷氣，到火葬場。看的當下覺得驚悚，看完則會深思良久。問聞海，他去拍攝往生者不會怕嗎？他說：「我也很驚訝，回頭想想我剛剛跟一具陌生屍體處了那麼久啊，不過，現場也有一種慈悲，那就是我想傳達的。」
他有一種湖南人的固執，所以常因為堅持自己的剪輯角度，跟合作對象吵架。好友貝嶺也是文海拍攝的對象，他稱讚聞海刻苦勤奮，能長期蹲點拍攝。但他也領教到固執的一面，他們住在一起時，聞海的鏡頭無所不在。貝嶺有點無奈：「你有時候也不是那麼接受他拍的角度，但能怎樣呢。」
在香港他跟一群同樣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組成中國獨立電影研究會，後來也因意見不和而解散，他一直很難過。但在香港他得以跟國際團隊合作，做出《凶年之畔》裡面壯闊的配樂，也有技術人才去製作《喊叫與耳語》當中魔幻驚悚的動畫場景。去國懷鄉是悲傷，也是新的契機。
現在香港也陷入黑暗中，他更珍惜台灣的環境。5月初影展還在放映時，他一天看6部。 他盛讚台灣有亞洲最好的紀錄片展，看得很過癮，突然又悲從中來。「我怎麼會混到連自己的國家都回不去了？西方老給我們獎啊什麼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回自己的國家放映嘛。」通過語音連線，他的聲音越來越小了，我要靠近電話一點，才能聽到他最後說的：「所以我特別傷心，我們居然跟這個國家越來越沒關係了。」
他的新片《在流放地》拍的是一群詩人廖亦武、藝術家艾未未等流亡海外的同胞，就像他自己，失根的見證者，飄散在海外。再多國際大獎也不能彌補這種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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