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在台灣成立《壹週刊》，他和我說：「政商名人甚至明星常常表裡不一，我們要成立狗仔隊，有圖有真相。」所以不論是政治財經的A本，抑或娛樂名人的B本都有跟拍的攝影編組。不過，我們公司內部，不會用狗仔稱呼敬業的攝影記者，這一組叫做機動攝影組。後來，娛樂緋聞的跟拍，喧鬧得震天價響，成了主旋律。反而嚴肅新聞更有殺傷力的照片，大家都忘了這也是跟拍的結果。
事實上，《壹週刊》創刊號就有一個高難度的跟拍竹聯幫堂主交接，這是台灣第一次有媒體深入黑幫私下的大型集會。2001年5月27日，當時竹聯幫最大的堂口「天龍堂」，在環亞飯店（今天的王朝飯店），堂主陳尉民宣佈退位。《壹週刊》當下就找來近20個攝影同事擬定作戰計劃。
我們了解，飯店每有大型宴席，都要找很多臨時出菜服務生，攝影同事有的去應徵服務生，也有同事假扮對面婚宴廳的婚攝，在會場門口用相機伺機拍攝，一樓大廳和一樓大門外都有同事打遊撃走動，甚至大門側邊遠處高牆邊上一整排樹叢裡，也埋伏攝影。服務生身上的密錄鏡頭就放在腰身挖了洞的霹靂包上，對準主桌席位方向錄影，直到宴席結束前，才終於偷拍到新舊任堂主逐桌敬酒畫面。這是《壹週刊》社會新聞的起手式。
後來我們跟拍了很多吸食毒品的搖頭店，每出一期，警察都抄掉一家店。2003年台灣爆發SARS疫情，和平醫院封院，我們記者翻牆潛入，社會組攝影莊中隆帶著DV和小相機第一手全程跟拍，加上文字記者李宥樓假扮病人家屬，才得以曝光和平醫院封院真實的恐慌景象。我直到現在仍然認為這些社會題目的跟拍雖然危險但頗有意義。
同樣是創刊的第一年，我們掌握到尹清楓命案最重要關鍵人汪傳浦在倫敦可能的住家地址，攝影記者姜永年隻身前往倫敦。他告訴我到達倫敦第2天一早7點，他的攝影包裡除了攝影器材，還特別帶上2瓶礦泉水，和2個旅館早餐提供的麵包，前往一個看起來頗為高級的4、5層樓典雅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