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婕歡(37歲)還記得在高空中,鼻腔塞著薄荷棒,感覺又涼又辣還有點窒息,同時假裝微笑,是件多困難的事。
深度報導/同機一命 誰來守護
當空服員抱病、被迫復工上班

10月10日,一名長榮航空自米蘭返台班機上抱病執勤的空服員,落地就醫後不幸逝世。外界開始問,她為什麼不請假?事務長為何不願通報?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向了長榮的請假制度與服從式管理文化。然而,艱辛的勞動環境,在國籍航空公司中不只長榮獨有,華航空服員也面臨病停困難的公傷問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制度讓人不能請假,最終,誰的安全會被犧牲?

那是2023年過年。她飛短程班機,上吐下瀉。為了止住症狀,起飛前,她吞了2個止瀉藥,再用一根薄荷棒裹著衛生紙塞入鼻中,一邊靠強烈的黏膜刺激提神,也想藉此壓住噁心。遠遠看,乘客很難發現異樣,因為趙婕歡全程口罩包緊緊,除非她靠近。「送餐時,我的手都在抖,因為虛弱又戴口罩,客人聽不到我講話,所以我只能喊得更大聲。」
在地面工作的人很難想像,光是小小的感冒,就會因為機艙加壓減壓,容易惡化成中耳炎。有次降落時,趙婕歡耳朵劇痛,試著吞口水減緩,坐在對面的乘客忽然指著耳朵對她比劃,但她聽不見。接著她發現有東西流過,原來是耳朵流血了。時差讓空服員很難照三餐服藥,也無法多喝水,因為一直跑廁所會拖延緊湊的工作流程。
病假代價高昂 引發連串負面效應
趙婕歡留著幹練的短髮,雖然穿著隨意的牛仔褲,卻給人隨時stand by的感覺。她是長榮航空(下稱長榮)空服員,也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簡稱空職工)理事。上吐下瀉那時,已有14年資歷,不算菜鳥,卻也不敢請病假。因為過年是長榮規定的「旺旺日」,請假會被扣考績3分,並鎖3個月班表。
選班與換班,是空服員這行的生存命脈,攸關他們身在台灣的時間,如此才能安排生活,並跟上公司後續排定的執勤時間。失去選班跟換班權,等於任由公司宰割。例如有的人需要短班,好能晚上6點回家接小孩。「但那天我一請假,我可能半年的排班自由直接就沒了。」

「我擔心自己,也擔心會傳染,不是不管乘客跟同事死活,但鎖班表是連坐的,一被鎖,等於別人也無法跟我換。」而且一次請假被鎖班表,後續病沒養好,跟不上公司安排的班表,就可能被迫再請假,繼續被鎖,陷入惡性循環,影響考績、年終,甚至被開除。
「一步錯等於步步錯。」趙婕歡如此總結長榮的懲罰性病假制度。
訪問這天,我們約在台北火車站附近,一個鐵門半拉、滿布灰塵的日租空間。趙婕歡和空職工的夥伴正在幫3,000朵白玫瑰除刺。隔天,這些玫瑰將分送給參加長榮馬拉松的跑者,傳遞病假無罪的訴求。一朵朵玫瑰,也出現在北市民生東路二段的長榮公司門口,紀念抱病上班、不幸於10月10日過世的孫姓空服員。

今年9月,34歲的孫姓空服員在執行米蘭航班4天航程時身體不適。25日,在回台班機上,事務長命令虛弱的她「走飲料」,最後無力到連回自己的座位也沒辦法。事務長並未啟動機上醫療程序,如詢問機上有無醫師或撥打衛星電話,也沒通報機長。降落桃園機場後,她被緊急送醫,於16天後病逝。
孫姓空服員之死在社群上被揭露,外界開始追問:為什麼她不請假?為什麼事務長不願通報?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長榮的請假制度與服從式、僵化的管理文化。甚至在孫姓空服員告別式當天,家屬還收到公司要求她補交家庭照顧假證明的訊息,氣得回傳死亡證明PDF檔。
10月31日,長榮與工會達成共識,宣布改善措施:每年前3天病假不扣考績、取消旺旺日加重扣分、強化解除任務機制,讓事務長能即時解除空服員任務。趙婕歡認為,實質上來說,長榮在空服員請假權益有所前進,「但我們要到的不多。」例如病假第4天開始怎麼辦?旺旺日如跨年和農曆春節,生重病的人請假,會被鎖班嗎?截至截稿時間11月17日,上述改善措施,長榮方只提出口頭協商結果,並未公布細節。

嚴格學姐文化 別問手冊外的問題
「空服員不是服務生。如果只是服務生,民航局幹嘛每半年要求他們複訓緊急疏散、水上逃生?」飛行生涯28年、現於新加坡工作的機師Cruise Fu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確保飛行安全。」90秒疏散規則,是每架飛機出廠前必須通過的測試:讓全員乘客在90秒內完成疏散。
2024年1月2日—這是與長榮新制旺旺日只差2天的日子,日航516班機在東京羽田機場與日本海上保安廳飛機相撞起火,379名乘客在90秒內完成疏散,無人死亡。如果當時有一名空服員正在發燒、手抖、虛弱無力,90秒的疏散,還來得及完成嗎?

「通常登機只會開1個或2個門,其實每一個門都有逃生的功能,門旁都會坐一個空服員。」趙婕歡解釋,這就是為了確保艙門能在第一時間打開。
「穿著制服就代表責任。」Cruise Fu說。「如果空服員身體不適無法執勤,就應該立即off duty(結束執勤)、脫下制服。不然萬一發生事故,乘客會向他求助,一來會拖延時間,二來他可能連艙門都打不開。」飛機疏散時,為什麼需要空服員引導?Cruise Fu舉了一個很小但很重要的例子:「前面的乘客想多拿一個包包,就可能拖延你的疏散。如果一個人帶鑰匙、高跟鞋這些尖銳物,劃破逃生滑梯,死的是所有人。」
但一名穿著制服卻失能的空服員,為何會出現在客艙?這個問題,或許可從空服員受訓中尋找答案。
2014年入職的周沛汝(35歲),現任空職工長榮分會發言人,大學讀的是法律,習慣凡事問為什麼。畢業後選擇考空服員,看中的是這行業看起來「很開放、能與世界接軌」,很快她就發現,等待她的,是一個「不能問問題的環境」。

那是受訓尾聲,剩下3次機上實習時。她遇到一位坐輪椅的乘客有需求,先去幫忙,因此耽擱了學姐交代的事。被學姐質問為何沒先做她的事,周沛汝回:「我以為要先照顧乘客的需求。」結果學姐冷冷地說:「如果我是妳,我會讓乘客等,可是我不會讓學姐等。」
不能問問題的文化,也可能與飛安產生衝突。「考試時,我問了一個問題,今天(座艙壓力警示)燈是亮著的,我能不能開門?教官回,如果燈有亮妳就不能開。我說,假設其他門都壞掉了,只剩下這扇門看起來最有機會逃生的話呢?」回答她的,是一片安靜,「因為沒有人會想去問手冊以外的問題。」
凝聚反致分化 服從式管理成習慣
類似的學長姐文化,在航空業並非長榮獨有,但長榮確實運用獨樹一格的方式在操作這種文化。最好的例子,便是「凝聚」這個組織。
凝聚,是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後,長榮航空成立的管理單位,隸屬於客艙業務部;將線上空服員分成1到11組,上端是11位類似組頭的空服員。初衷是藉此了解空服員需求,但逐漸演變成藉空服員管空服員。周沛汝說,最直白的比喻,就像老師找了一堆學生當風紀股長,分化甚至箝制彼此。「公司給他們比較好的待遇,也透過這樣方式告訴大家:如果你都不請假,很乖很棒,一切都照公司說的算,就可以跟他們一樣。」

周沛汝曾試著申請加入「凝聚」管理層,結果被拒,理由只說資格不符,但她認為是因為自己的工會身分。為什麼想加入?「因為我想是不是自己誤會他們了?但試了一下,發現真的跟我想得一樣。」
凝聚其實不凝聚,除了表現在這次孫姓空服員事件的集體沉默,也體現在9月另一起事件:長榮在空服員都能看到的電視牆,輪播Dcard上一則匿名批評空服員的貼文影片,還用類似文字魔術師的效果放大「都是長榮空姐最愛聊天」這句話。許多組員將此事視為侮辱,向各自凝聚小組的學姐反映,換來的卻是悄無聲息。這起事件,凸顯了長榮扭曲的管理文化。

我們在松山機場訪問周沛汝,已是長榮馬拉松結束後。回憶起馬拉松那天,她說自己最後哭了。她的工作本來是貼運動標語貼紙,但被維安人員驅趕,只能幫忙把玫瑰移到舞台對面。看著台上公司請去站台、有加班費、能加分的學姐,周沛汝心中開始疑惑,為何自己是在對面的陳抗區,而不是舞台上?
「我們為了過世的學妹、空服員權益抗議,不但沒錢拿,還占用自己的休息時間,為什麼他們能這麼風光在舞台上?是不是因為有台上那麼乖的人,勞工權益才沒辦法更好?」這時,此前語氣肯定、面對記者聯訪總是90度坐姿的周沛汝,眼睛紅紅的。在她身邊,是一大袋黑色行李,訪完1小時後,她就要去飛了。眼淚並未落下,我們目送一身黑衣的她提著包包離去。
做好事卻遭殃 扭曲制度生出壞人
那天周沛汝的眼淚,映照長榮區分「好員工」與「壞員工」的內部文化。但這種文化究竟從何而來?
「好啦,我承認,我就是刁民。」頂著灰白相間短髮的曲佳雲(54歲),說話快人快語。現任空職工理事的她,在長榮服務30多年,看著這種文化怎麼長大,也學會怎麼對抗。例如被學姐找麻煩,她會反問:「學姐妳是不是心情不好?」

電視牆事件落幕,曲佳雲也有參一腳。「那天我下午5點半就下班,一邊等車潮過去,一邊其實有點私心,想說會不會有人來跟我聊天。結果一個工會學妹來找我抱怨,她問上面的人電視牆的事,結果被對方封鎖。我就說,不然我們一起上去找他們。學妹說可以這樣嗎?我說有什麼不可以?妳是員工欸!」一旦曲佳雲開始說話,彷彿沒人阻止她,她便能一直講下去。於是,她帶著學妹去「堵」客艙業務部經理。3天後,羞辱影片默默撤掉了。
長榮航空成立於1989年,曲佳雲1994年入職。回憶創辦人張榮發建立的管理文化,她分析,或許是受日式教育出身,張榮發很照顧員工,但對員工的忠誠度要求也很高。「公司草創時期的學姐,有一批人能直接接觸張榮發,甚至有私交。比較善良的學姐,發現某些事情不對,就會去跟他咬耳朵。他覺得合理,事情馬上就能改變。」表現在管理文化上,就不免有人治傾向。
曲佳雲就認為,現今長榮航空之間存在「做好事卻會被找麻煩」的文化。「今天如果一個學妹生病,要休息,事務長人很好准許了,寫在報告上,事後就會不斷被上面的人追問:『那你有沒有提供她什麼協助?』『你讓她坐哪個位置?』『為什麼是經濟艙?』『坐在乘客旁邊,不會傳染給乘客嗎?』」結果是,「你越負責,就越容易被處罰。」

自認刁民的曲佳雲,也曾有抱病上班的經驗。那時她30多歲,飛到美國舊金山後,發了水痘。「一個很熱心的學姐跟我說,這很嚴重,還會發燒,要趕快跟事務長講。但事務長一來,只說如果現在看醫生,需要隔離,會被困在舊金山十幾天,花很多醫藥費,所以公司希望我回台灣好好休息。」接著,事務長從反面勸她:「妳一個人在美國,有人可以照顧妳嗎?」「我那時候就這樣被糊弄,說學姐妳覺得怎樣做,我就跟著做。」
準備上機時,曲佳雲身上的水痘已嚴重到無法穿絲襪。事務長說:「沒關係,不會有人看妳,我們圍住妳,馬上就能通關。」在機上,有學姐提議讓她休息,但事務長不想少一個人做事,親切地說:「沒關係,我們讓佳雲試試看。」曲佳雲就這樣準備商務艙的餐點。但發第二趟餐時,她開始發燒,事務長說:「妳只燒到39度,退燒藥吃二次就能回台灣了。」
回台後,曲佳雲自己去看醫生。醫生問她:「妳怎麼搞成這樣?妳知道有可能會變腦炎、甚至死亡嗎?」
全全勤模範生 因生小孩落後段班
這種不敢生病、不敢反抗的文化,最終內化為空服員的自我審查。在長榮服務近十年、化名D小姐的受訪者,就曾是「模範員工」的縮影。「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全勤的衛冕者。」她回憶:「不管是生理期還是感冒,我都可以去上班。」

她也曾像趙婕歡一樣,感冒硬飛,導致中耳炎惡化。「最後一天降落的時候,我想說耳朵怎麼溼溼的,結果流血了。」醫生告誡她必須休息,「但我沒有辦法請3到5天啊,請3到5天,我今年的考績就不用活了。」
為了維持「全全勤」(長榮將全勤分為連生理假都沒請的「全全勤」,與有請生理假的「全勤」),代價是錯過家庭時光。「逢年過節、親戚聚會、家族聚餐,沒有一次我可以到。」甚至在阿嬤出殯當天,為了保住後面的航班自由,她只請了1天喪假,但隔天就被安排凌晨4點待命,只得搭夜車從中部趕回公司。
D小姐的轉變,發生在她成為人母後。有了小孩,很難不請家庭照顧假,「小朋友腸病毒就要請7天假,身為一個媽媽,假怎麼可能夠?」她的考績從模範生掉到「Last 3」,也就是和其他同事比較,倒數3%的區間。

「有次半年績效出爐,我打電話去問,對方告訴我落點,並幫我分析:因為我一個月請一次生理假,又請家庭照顧假;請假的人少,只要有請,就會落到較低的區間。」
這是因為,長榮設計出一套運作精細又複雜的勤惰加減分制度。以最新版的考績制度為例:請病假3天不扣分,其實就是滿分15分,全年病假第4天開始扣一分;在旺旺日請超出第4天的病假或生理假,還會因別人出勤加1分,等於請假者變相扣1分。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雇主不得因員工請生理假給予不利對待,但長榮透過替出勤者加分,來規避「字面上的懲罰」。對照長榮公告的最新版本計分制度,只要在旺旺日請生理假,就會因為「別人加0.35到1分,你沒加分」從而影響考績。
考績區間模糊 不請假成唯一解方
極度不透明的考績制度,是除了班表外,長榮箝制空服員的另一個手段:透過一連串的「無從得知」,逼使空服員不請假。
多數考績正常的人,會位於「10至90%」的超大區間,讓人無從得知確切落點。空職工祕書長周聖凱表示,由於長榮取消機上表現考核,考績高達50%是由地面主管給分—在無從得知機上表現的情況下,出缺勤、請假紀錄就有可能被放大。當空服員無從得知自己哪裡被扣分,便只能一味追求全全勤、不請假,例如為人母前的D小姐。
弔詭的是,落入後半段如「Last 2」或「Last 3」,區間反而清楚。D小姐認為,透過這樣的手法,長榮讓空服員產生危機感,反思自己是不是請太多假。就連想詢問考績分數緣由,也有層層限制。D小姐說,曾發生公司規定某幾天內才能致電詢問,剛好適逢假期、負責人休假,代理人一問三不知;或是只開放週一到週五打電話,但不是每個組員那時候都在台灣。

然而,又因長榮將考績區間設計得十分模糊,一般空服員很難得知自己的考績分數是如何而來。2023年,空職工曾就生理假的變相扣分,向桃園市勞動局檢舉違反《性工法》,但長榮被裁定合法。空職工不服,上訴勞動部,勞動部仍維持合法裁定。
我們訪問的空服員,包括周沛汝、趙婕歡乃至D小姐,都因為生小孩後請家庭照顧假,落入「Last 2」或「Last 3」。
公傷認定不易 負傷組員疲於奔命
「我先生是外國人,他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我的人生要奉獻在一個對我這麼不好的公司上。」D小姐形容,長榮的制度像一份「賣身契」,「公司要的是你百分之百配合它的需求。」這點,也表現在公傷認定上。
D小姐曾在機上執勤時,被乘客行李砸到腳。「那一下,發出很大的聲音,客人都被嚇醒了,我痛到只能待在原地,還要跟客人說我沒事,因為不好意思指揮客人幫我請同事過來。最後我扶著座位椅背,慢慢爬回工作站。」
回到工作站後,她立刻冰敷,學姐提醒她保存紀錄,以免公司不認定她是在這趟飛行中受傷。雖然最後被認定為公傷,公司內規卻是「休養超過5天,就要去指定教學醫院重新認定。」這讓D小姐疲於奔命,還要打電話向勞動部詢問法規。
儘管如此,D小姐仍說:「我真的很幸運,那趟遇到的人都很好,相互cover,但我坐在那裡,心中開始想,自己會不會拖延到大家工作?我們公司的文化就是這樣,會讓你自發性地安靜、不要礙事。久而久之,你就會變成一個很謙卑、去照顧別人的人。」
D小姐的這句話,讓我們想起採訪曲佳雲、趙婕歡時的過程。一到台北車站附近那滿是白玫瑰的舊空間,她們便擔心這裡不好訪問,一位工會成員提議附近有間租來的教室現在沒人,可以去那。

一路上,曲佳雲總是走在我們前面,幫忙按電梯,進了教室,也順手開電燈、拉椅子給我們坐。這些習慣性的服務動作,或許正是D小姐說的「謙卑、去照顧別人」。即使是「刁民」,也無法完全擺脫空服員的職業本能。
訪問D小姐最後,我們好奇,被她稱為賣身契的這份工作,還有哪裡吸引她嗎?這時,她眼神忽然有光,「因為我喜歡看到好結局。當你在高空幾萬英尺上,艙門一關,就是同機一命。所以每趟飛完,能讓幾百人安全、順利地下機,就是好結局,讓我很有成就感。」
D小姐口中的「好結局」,也是對制度改革的渴望。這個渴望,不只存在於長榮。即使在請假條件相對寬鬆的華航,空服員依然面臨另一種困境:一旦遇到公傷,也很難回到原本的工作節奏。從入職那天起,空服員就像站在輸送帶上,只能跟著轉動,無法停下。
去年3月,華航空服員X先生(49歲),在峇里島回台的班機遭遇晴空亂流。當時他正在處理餐車,整個人因機身劇烈搖晃而懸空,再重重摔下,「那時候,我腳踝扭曲的程度,是可以直接低頭看到腳底板,痛得差點昏過去。」
骨折無法休養 公司迫漸進式復工
X先生的遭遇,與孫姓空服員可作為對照。當下,座艙長(位階同長榮事務長)依照慣例呼叫機上有無醫生,剛好有一對返台的台大醫院骨科醫生情侶,幫他進行緊急處置,用冰淇淋的紙箱固定腳踝,並經由醫囑確認,服用止痛藥,「但其實沒什麼用,我就這樣痛了3小時回到台灣。」

雖然機師有打電報通知華航地面,華航卻沒有立刻聯繫他的妻子,就連搭救護車從桃園到台北市的台大醫院,也是X先生獨自一人。「救護車到了台大醫院,馬上要開走了,但因為沒其他人,只好跟我收錢。繳完救護車費,護理師看我穿制服,問我需不需要報職災,接著簽一堆同意書,需要聯繫我太太,但因為太痛,我忘記是護理師自己翻出我的手機,還是我拿給她的。」
X先生晚間5點落地桃園機場,9點送到台大醫院,隔天凌晨4、5點進手術房。再次醒來,已是中午。最後他的左腳三處骨折,韌帶也斷了。住院期間,除了小主管來探望,現任華航董事長、當時的總經理高星潢也前來慰問,並表示不用擔心,公司會全力照顧他。
這席話,並未成真。出院後,X先生必須打石膏、坐輪椅,中間又因為循環差,導致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2天。這期間,他不斷被公司要求完成「e-learning」線上服務學習。之後,醫院建議他做高壓氧治療,但華航開始拒絕支付醫療費用。
去年9月,X先生還在坐輪椅就被要求復工。他出示3家醫院的診斷證明,都被華航醫務部否決,「我求助無門,打給董事長祕書,剛好他那天沒事可以見我,一看到我,他就請我馬上回家休息。」然而,今年10月開始,即使X先生出示北榮醫師診斷,證明目前狀態不宜復工,且交通過程中有二度受傷之虞,華航卻以「漸進式復工」為名,要求他到地勤單位處理文書。
X先生漸進式復工的一天是這樣的:因為傷口時時都在抽痛,每天只能睡3、4小時,醒來後等到早上6點,拄著拐杖去搭公司交通車。但交通車是雙層大巴,他無法爬階梯,只能坐在狹窄的副駕駛座,經歷1小時的繞圈通勤,前陣子天雨路滑,得小心翼翼下車。抵達公司後,排排資料、偶爾幫酒精檢測儀消毒。下午4點50分下班,公司只留10分鐘讓他去趕交通車。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隱形人,而且是沒有用的隱形人。」X先生這樣形容他每天的工作心情。「你別看我這樣,現在胖了8公斤,以前我很注重健康,從來不請假。」談到過往,他語氣難得上揚。
2001年進入華航的X先生,隔年就代表公司出席611號班機澎湖空難現場,協助同事遺體確認、家屬陪伴事宜。在澎湖一待,就是1個月。為什麼想當空服員?X先生說,因為他喜歡移動時的速度感,「尤其在空中時,那個體感是多面向的,有前後移動還有上下。」熱愛飛行的他,還有機師、船隻駕駛執照。
「現在我只希望能好好休養,傷真的好了再回到飛機上。」這是他目前最大的願望。
空服員遭遇亂流,並不少見,但常常在時間壓力下,為了保持勤務順利,不會百分之百採取安全措施。曲佳雲就曾分享,有次她遭遇亂流,只能抓住座艙之間的布簾,整個人像猴子一樣攀著,還跟目睹一切的乘客說:「不好意思,讓你們看笑話了。」
可對照的,是去年5月,新加坡航空發生嚴重亂流事故,造成1人死亡、71人受傷。事故發生後,新航隨即調整機上安全程序:當安全帶指示燈亮起時,機組人員不僅停止供應熱飲,所有餐飲服務也一併中止;同時,空服人員必須立即回到座位並扣上安全帶。

在賠償方面,新航於事故後1個月內提出方案:受輕傷的乘客可獲得1萬美元(約新台幣32.6萬元)的補償。針對經醫療評估認定傷勢嚴重、需要長期醫療照護,且有經濟援助需求的乘客,新航也提供2.5萬美元(約新台幣81.6萬元)作為賠償預付金,無須等待最終協商結果。根據規範國際民航事故賠償的《蒙特婁公約》,受傷的機組人員理論上也有權利索賠。
X先生目前向華航要求的賠償,約落在新台幣40萬元—除了復健費用,還包括坐輪椅必須搭乘的無障礙車支出。但華航拒絕支付,X先生反問:「如果今天受傷的是乘客,華航會這樣對待他們嗎?」
病停申請困難 行政程序繁瑣耗時
除了X先生,在華航服役22年的C小姐(47歲),也面臨一樣的公傷與病假認定的行政迷宮。今年3月,她在美國外站飯店,因椅子輪軸斷裂摔倒後撞擊床腳,導致顱內出血,第一時間座艙長並未讓她在當地就醫,而是飛回台灣、拖了30個小時後才送急診。
「14天後,我拿著醫師診斷去醫務部。對方跟我說公司內規是顱內出血或腦震盪的公傷,只能休2週,所以我的公傷休息時間已經結束了。」C小姐當下表示,願意放棄公傷,以病假方式在家休養,但公司「建議她請公傷」。於是,她被迫復工,每天從台北通勤到桃園。「我每天都會吐二次,一次是到公司時,一次是回家時。吐到最後,我的牙齒都被胃酸腐蝕到有點壞掉。」
經歷2個月每天吐的日子,腦出血吸收完,她發現脊柱也受傷,必須戴護頸上班。諷刺的是,她反而因此不用完全復工。「公司的人說,我這樣服儀不整,不能上飛機,所以我又在辦公室坐了2個月。」
更令她無言的,是她發現自己4月有幾天沒被報到公傷。C小姐詢問華航職安部,對方表示因為結案了,要去勞保局申訴,才能把假「還」給她。「因為他們的行政問題,導致我產生病假,可能讓考績跟年終出現非常可怕的結果。」對方的回答卻是:「你們空服員就是愛計較。」

C小姐拆除護頸後,本想病停,華航卻告知她公傷要結案,不能再用原病因病停。她想說算了,那就再去看醫生開診斷證明,對方卻進一步表示,病停要15天前預告。也就是說,她得先上15天班「才能」病停。
如今她已重回飛行工作,但表示現在每飛一趟都要買飲料請同機組員,「因為我手腳不再俐落了,要麻煩同事照應。」
談到長榮孫姓空服員的不幸,C小姐說:「我覺得自己運氣比她好一點,也壞一點,一個那麼年輕的生命就這樣走了,很可惜。但如果活下來,就會跟我一樣。」本來C小姐願意曝光身分,但後來告訴我們怕被父母認出來,讓他們擔心,所以改用化名,「不瞞你說,那段期間,我曾有一點想不開。」
工會呼籲修法 一線地方機關跟進
X先生與C小姐,都面臨醫務部診斷不透明、權力過大,能一紙推翻外部醫院認定的困境。實務上,空服員也因工作性質,在外站受傷難以認定公傷;即使認定公傷,也可能陷入行政迷宮,求助無門。
同時,還有考績不透明帶來的請假壓力。X先生就表示,他去年考績是甲(最高為優,其次為甲上),但他不知道具體扣分機制,只能「懷疑」是因為公傷。比對長榮和華航考績制度中最曖昧的部分,前者是占50%、名為「個人年度平均考核成績」的「考核」;華航則是相對透明,從舊制45%降至20%的「平日工作表現」。

然而,一旦落入公傷,能順利越過這道坎、重回職場的機會有多大?空服員因為工作性質,犧牲作息、身體,先天上本就較為不利,而在法制上又無相應保障,因而形成免洗筷般的窘境。
空服員的勞動環境何解?10月30日,空職工聯合多個工會到勞動部陳情,呼籲為了保障空服員乃至其他勞工的請假權益,應明文禁止雇主影響請假員工的考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勞動部則現場回覆,將啟動法制化研擬。
不過即使修法了,仍可能面臨空有法律、但沒人行使的局面,例如第一線裁罰機關,擁有勞檢權的其實是桃園市勞動局。「現有的法律在那,主管機關應可以有更好的發揮,不能只有看到《勞基法》。」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邱羽凡表示。
所謂「現有的法律」,散落在《職業安全衛生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民法》與《勞基法》中。

邱羽凡認為,華航的漸進式復工,在法律上可能構成「調職」。如果調職的目的是出於不當動機(如迫使員工辭職,或進行冷暴力霸凌),或讓員工執行無意義的閒差,則可能有害勞工的人格權,而被認定為違法調職。
而公傷導致組員長期休養,進而影響其考績,則可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主張不應因公傷而遭受差別待遇。但邱羽凡也強調,勞工是相對弱勢,在差別對待的舉證上也是較為困難的一方。
就法律層面來看,長榮的請假制度雖然沒有不允許組員請假,但無論改制前後,只要請病假就會導致鎖班表、扣考績,都涉及勞動條件,邱羽凡表示,這可能涉及「不當連結」的不利對待。「這就像你不能因為我體育很差,扣我美術分數。」
也就是說,這些人事制度仍會造成勞工不敢行使病假的請假權,可能有《民法》第247條之一所禁止的「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的違法問題。
中央行政解釋 助勞檢員執法認定
就現行法律保障相對全面的《性工法》而言,邱羽凡認為,長榮的生理假「隱形扣分」機制屬於不利對待,有違法之虞。而就中央而言,目前除了修法,能做的是透過行政解釋引導地方執法。因為雖然有法律規範,但勞檢員的認定標準可能不一。
為此,我們聯繫桃園市勞檢處,該處表示就法律層面上,無論是病假或特休,長榮確實「沒有」不允許員工請假。「但如果中央有明確的行政解釋,勞檢員的認定標準也比較有方向。」法律沒被行使,反而像顆皮球。
最後,邱羽凡批評:「長榮提出的新制,其實凸顯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力去決定一切 ,但這違背了與勞工契約的本質,有失公平。(不扣分)3天病假的標準是什麼?按照《勞基法》是30天,為何他們規定3天?好像一點恩惠給你,拿到了就要很感謝。」
對工會來說,這場白玫瑰運動也尚未結束,只是來到了一個休息中繼站。他們未來將要求民航局將勞動狀況和重大勞資爭議納入航權審查,並就「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AOR)進行修法。空職工祕書長周聖凱不諱言,對航空公司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民航局。

民航局長何淑萍10月20日重申:「空服員與飛安息息相關,而且因為在客艙工作,擔負著飛航安全與旅客服務的雙重角色,身心狀況更是維繫飛安的重要環節,所有民航業者都應對組員的身心狀況保持必要且高度的關注。」
我想起後來在超商座位區與X先生閒聊,他談起還不知道是不是「夢想」的復飛夢,說道:「如果還能回去飛的話,我還是會照顧所有的機組員和旅客的健康跟安全,直到退休那一天。」這時,他的拐杖斜靠桌邊,「公司可以對不起所有的人,可是我不可以對不起旅客,因為,這就是我的工作。」
長榮回應
長榮航空積極重視員工與各界意見,自11月1日起,公司已放寬請假與排班制度。在考績部分,調整為:全年病假日數達 17 天,仍得加績效分數 1 分,16 天可加 2 分,最高可加至 15 分;另外,旺日及旺旺日(跨年和農曆春節)請假也不再扣分,以減輕同仁在身體不適時的壓力與顧慮。
此外,長榮航空也積極強化事務長及副事務長在機上的應變與判斷能力,當確認同機組員身體不適時,事務長將即時解除不適組員任務並通報給報到中心,安排以乘客方式返台,其餘機上同仁也會獲得缺員津貼,確保航班在安全、穩定的前提下順利運作。這些內容亦設計至未來空服員訓練課程中,加強所有所有事務長、副事務長對此類事件的應變處置。
長榮航空強調,未來會持續傾聽同仁聲音,在「航班穩定」與「員工福祉」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打造一個更健康、更安心,也更能相互支持的工作環境。
華航:皆依規定處理
華航公關室就本刊詢問醫務部權責、空服員可否確認考績扣分原因回應,稱醫務單位依法設有合格職醫與職護,公傷事件皆依照職業醫學科醫師及公司職醫建議安排復工,並提供必要協助,關懷工作狀況。華航表示,考績及請假規定,皆於內部系統公告全體員工;如對考績結果、請假審核有疑義,可直接反映或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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