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還有人看　館長就覺得自己沒輸

GENE思書齋齋主／清大生科系副教授，本文經授權，取自作者臉書

從一聲怒吼反紅媒，到一紙公告赴中國，館長陳之漢的人設轉折，來得既急又猛。過去他是直播界的「反共鬥士」，咬牙切齒罵中共、聲援香港青年、呼籲台灣年輕人拒絕紅色滲透。如今，他卻高調宣告要「自費赴中」、「全程直播」，還說自己是要當「和平大使」，讓世界「看見真相」。

這場戲劇性的角色逆轉，不只讓人錯愕，更在粉絲與社會間激起巨大反差感。若只是單純立場調整，或經深思熟慮後的理念轉向，那尚可討論與理解。但館長從未公開說明立場為何轉變、動機為何改變，更未對支持者交代這場「人設解構」的背後邏輯。他只是反覆強調：「我沒收錢」、「我沒變」，彷彿一句「相信我」就能撫平質疑，消除矛盾。

然而，心理學不說謊。在眾聲喧嘩中，我們不妨冷靜剖析：當一個人從立場極端的一端，快速滑向另一端，這樣的轉折背後，究竟隱藏著哪些心理機制與行為模式？

說一套，做一套，話術來補破網：「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心理學中描述個體內在衝突的一個核心概念。當一個人的行為與過去信念矛盾，內心就會產生不安與焦慮，於是便會試圖以各種理由來「縫合矛盾」。

館長過去高喊反共、痛批港警、甚至放話「看到解放軍第一個開槍」。這些話，不是私下講的，是在百萬粉絲前直播喊出來的。這些立場已深植觀眾心中，成為他品牌的一部分。然而，如今他卻主動申辦台胞證，聲稱要去中國「看一看」，還說這是民主社會下的「自由示範」。

為了化解認知失調所帶來的不適，他便採用常見的心理修補策略——改寫動機。他把這趟明明高度政治性質的旅程包裝成「田野調查」、把個人曝光行為描繪成「公民實驗」，試圖用話術消解觀眾心中的矛盾與疑惑。

這種修辭操作雖然表面看來自信滿滿，但實際上不過是給自己的價值轉向打一層心理粉底。遮住矛盾的表象，卻無法掩蓋價值裂縫的真實存在。

流量變正義，只差一段直播：另一項常見的心理防衛機制是「自我正當化」（self-justification），即人們傾向於把自己的利己行為合理化為「高尚動機」，以維護自尊與正義形象。

館長在這方面的操作堪稱經典。他把此次中國行包裝成「要讓世界看到兩岸真相」、「證明台灣人可以自由往返」，甚至說自己是在「促進和平」、「架起溝通橋樑」。聽起來彷彿他是什麼民間外交官、文化使者，肩負歷史使命。

但若冷靜分析，其行動不外乎是一次典型的網紅流量再造工程。他不是「私下低調考察」，而是高調直播預告、挑動政治敏感日（如六四）、製造爭議熱度。他的行為動機若真是「理解中國、促進和解」，為何不邀請獨立媒體隨行、邀學者同行、規劃後續成果回報？而是選擇單打獨鬥、大張旗鼓，變成個人秀場？

正因如此，外界才會質疑：這不是交流，而是「洗白」；不是行動，而是「秀場」。此現象是「道德漂白」：將個人利得塗上理想色彩，把操作說成獻身，聽來正義凜然，實則動機灰濛。

換裝不換腔，角色切換全靠戲精本事：作為長年直播界的流量王者，館長熟稔公眾形象經營之道。他知道群眾愛看衝突、熱衷張力，所以他塑造出「敢嗆政府、挺民主、不怕中共」的硬漢形象，吸引大批認同自由價值的粉絲。

如今，他切換成「和平大使」、「勇敢探險者」的角色，形象包裝雖翻新，但戲路仍然熟悉：高調、衝撞、一人挑戰體制。他沒改變自己的表演風格，只是將劇本換了標題，將台詞換了語調，將觀眾的情緒期待從「反共戰士」引導到「獨行俠外交官」。

這正是心理學所謂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個體在公眾面前所做的外顯行為，是為了維持自我品牌的一致性。館長表面上是變了，其實他變的只是服裝，道理沒變，風格沒變，套路也沒變。

玩火成癮，以身試險博版面。館長自述自己近月來曾因心悸住院，但沒多久就又宣稱要直播進中國、挑戰天安門「講點什麼」。這種行為在心理學上被歸類為「高風險追尋」（Sensation Seeking）特質者的典型反應。

此類人格傾向追求刺激、渴望冒險，且常常低估風險，錯估後果。更嚴重的是，他們常對自己的控制力過度自信，認為只要準備好直播、保持人氣，就能掌握一切。

館長顯然陷入這樣的「控制錯覺」。他堅信只要直播全開，中國就不敢動他；只要觀眾盯緊，中共也會投鼠忌器。這樣的想法，既天真又危險。中國的言論封鎖與內容審查極其嚴格，直播平台能否開機、訊號是否中斷、畫面是否和諧，從來不在他掌握中。

當一個人持續以身犯險、製造衝突，實際上是在用自身安全換取觀眾注意。他可能真的不怕，但問題在於：觀眾並不想看到一個人把自己推上不歸路，只為了點閱率。

鏡頭才是他最忠實的盟友：館長自認此次中國行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一場足以撼動兩岸觀感的「關鍵行動」。他說：「我一個人去中國，可以讓全世界看到真相。」這種言論背後，隱藏的是一種誇大式自戀特質。

心理學中所謂「宏大自戀」（Grandiose Narcissism）即指個體誇大自我價值，認為自己是舞台中心，是推動歷史的主角。這種人渴望掌聲、癡迷聚光燈，當沒有人看他時，才是他最焦慮的時候。

館長用「和平」包裝自己，用「直播」證明自己，用「兩岸交流」正當化自己。他看似放下仇恨，實則緊握權力——不是政治權力，而是注意力控制權。只要鏡頭還在，他就是局中人；只要還有人看，他就覺得自己沒輸。

但現實很殘酷。若真如他所說去中國只是「看看」，那麼最合適的方式應是低調成行、誠實記錄、冷靜回報，而不是高調預告、挑釁敏感話題、強行綁架觀眾情緒。當一切都變成舞台，他所面對的，不再是真實中國，而是一面鏡子——照出的，只是他自己。

誠信破裂，是群眾最不能接受的事。心理學研究一再證明：當公眾人物的行為與其代表的價值發生衝突，支持者的第一感受是背叛，而非「多元開放」。館長過去在鏡頭前號召拒紅媒、挺民主，如今卻自己踩著那條紅線跳舞。這不是成熟的表現，而是標準的「說一套、做一套」。

其次，館長在面對質疑時，選擇轉移責任。他指控「台灣人太先入為主」、「不給人機會看看中國」，這其實是一種認知卸責。他沒有真正回應問題核心——為何你可以從痛批共產黨，跳到說要當和平使者？而這個轉變，你又打算怎麼交代給支持你的那些年輕人？

更大的問題在於，館長拿直播當作道德盾牌。用「我會開直播，所以我不怕」來回應外界疑慮，實則是把風險外部化。他誤以為鏡頭是保護傘，卻忽視了中國資訊控制的強度。這不只是一種控制錯覺，更是一種將不確定風險轉嫁給觀眾的心態。

最嚴重的，其實是價值工具化。當「反共」變成品牌建立的工具，而「和平」又變成流量新藥，這些理念早就被稀釋得不成樣。心理學有一個詞形容這現象：「道德通貨膨脹」——口號說得多、喊得響，結果每喊一次，就更沒人相信。

心理學不是用來解釋一個人「變心」的理由，而是幫助我們理解「變心」時為何說不出真話。館長從反共鐵漢變身和平大使，不是因為他想通了，而是因為他想「繼續紅」。

他以反共之名成名，如今以和平之名求轉型，實際上動機始終如一——流量至上、鏡頭為王。他一面喊著「民主自由」，一面卻將理念當作腳本，視觀眾為道具，把真正需要審慎對待的兩岸政治，搞成一場單人實境秀。

真正的轉型不是換句話說說，也不是換套衣服上場。而是願意誠實地面對自己過去說過的每一句話，承認改變、解釋動機、直視矛盾。

說到底，群眾最痛恨的從來不是「改變」，而是「裝沒變」。誠信，是公眾人物最低的成本，也是最高的風險。一旦說破嘴也補不回來，直播千場，也挽不回失去的信任。

願館長記住：直播能照亮舞台，卻照不進人心；真正的試煉，不在於你說什麼，而在於你能否對自己說真話。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當和平大使遇上過去的自己：館長一場自我正當化的心理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