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國際

「核能，能不能？」台灣要如何回應這個問題？連政府都反反覆覆，可能將舉行第4場全民公投—核能議題到底難在哪？是技術不成熟，還是受政黨操作？抑或其實與整體社會制度都有關係？看似「核廢有解」的芬蘭，究竟是怎麼做的？真的有解的話，為何還有人反核？去年秋天，一群台灣青年與家長飛了8千多公里來到芬蘭，走進世界上第一座建成、且已完成試運轉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安克羅（Onkalo）。

我們乘坐的巴士行駛在芬蘭西岸的林間小路上，一路是高聳的樹林，偶爾閃過溪流與小橋，還有隱約從樹叢中探出頭的小鹿。我貼著車窗往外看，內心的翻騰與眼前的幽靜，形成強烈對比。

芬蘭學界對這個「核廢奇蹟」的批評其實不少。長期研究芬蘭核廢治理的學者群（Kojo、Litmanen、Lehtonen 等人）指出，公民參與長期低落，被評為徒具形式，且環評聽證僅具諮詢性質、參與者寥寥，議題框架早已鎖死在「深地質處置」這個唯一選項上；即使在埃烏拉約基當地，民意也長期兩極，2012年調查結果約4成2支持、3成6反對；而那個從未被動用的否決權，反過來讓在地反對運動失去了著力點。2023年出版的《放射性廢棄物治理的未來》，把分析芬蘭的一節，直接命名為「核廢決策中薄弱的社會納入」；學者們提醒，芬蘭社會對國家與專家近乎信仰的信任，和「工程師國度」的自我敘事，讓核廢議題被徹底去政治化—批判的聲音不是被壓制，而是很難長出來。

進入中低階核廢料儲存區之前，導覽員請我們每個人戴上一個小型輻射偵測儀。他說，每位員工身上，也都配有長期記錄輻射量與健康狀況的儀器。聽完，我們一陣緊張，高喬甚至說肚子好像開始隱隱作痛，一度懷疑是不是輻射的影響，後來才發現只是心理作用。

如果此刻警報響起，你知道該往哪裡逃嗎？